“忏悔录”是西方文学和传记的一个重要潮流，一般会说是起自奥古斯丁、歌德、托尔斯泰等大家，当时具有告白意味，在死前向神告解请求宽恕是基督教徒的诉求。最早的“忏悔录”当然也显示出此番意义。

　　法国哲学家卢骚的忏悔录，后来却成为所有忏悔录的代表作。这本诚实到曾被视为异端的著作，却可是一本最坦白直率的作品，然而却还是带着浓厚的为自己辩解的意味。当时，卢骚写了一本主张女孩应接受教育的《爱弥儿》，成为解放教育学，并将教育从神权解放出来的革命性著作。然而却有人攻击卢骚，现实生活里他生了孩子却未尽照顾父职，卢骚决定写忏悔录，把自己的一生在上帝面前赤裸还原，摊开一切，请上帝（当然其实是针对读者）定夺，他是个尽责的人、认真的父亲吗？

　　台湾的文学和自传体书写，其实并无忏悔录体，少数如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却比较被当成“阴性书写”。在自传体的出版品里，多半拥有“文宣”的性质，交代的是“我应该让读者以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离“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却还有段距离，这种书写，其实正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新闻稿人生”（press release）。

　　“新闻稿”常常就是“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或是“媒体最常表扬的模范”。关于亲子教养，我们常读到父母为孩子做出牺牲、孩子最后出人头地的模范故事，也常用这类“新闻稿”说自家的故事。有些爸妈说：“我真的，真的就是这样相信，这样相信有错吗？”然而，当我们再继续问，这种期待是从哪里来的时，答案，多半也不脱离新闻、团体和社会潮流。

　　在“新闻稿亲子故事”里，常掩盖住爸妈比较个人，却也比较真实的动机和心情。我自己从事亲子教养的采访、撰稿，发现如果是公众人物，或是刚认识的人，从他们口中讲出来的，往往都是“新闻稿”。有次我采访一位公众人物，听他大谈经营幸福家庭之道，几个礼拜后，却传出他们夫妻分手的消息。如果亲子一直活在“新闻稿”的美好励志里，当然会觉得很累；其实，我们跟自己、跟别人讲亲子故事时，“新闻稿”总是会跳出来。也许，奶爸卡卡不是公众人物，反而写成结合忏悔录和新闻稿的坦白文种。

　　我读这本《产后七日》，心里浮起的感受就是“忏悔录”和“新闻稿人生”的综合体。只是在诚实直率的忏悔录体里，作者让读者看到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他又不自觉的以一种新闻稿体的书写，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借着与女儿的对话，要告诉女儿将来要成为（或避免成为）什么样的人。

　　“新闻稿”对人生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教养的领域里，父母用当时的观念和流行的价值观来教养我们，我们则用现在的观念和价值观来教养下一代。当我们思索自己的亲子教养观时，报纸上的那一套，自然而然地就变成我们说故事的模板。而作者所遵循的“新闻稿”，则是试图要崩解那些体制，里头有他经验谈，然而，那其实还是豍蓊“新闻稿”。读这本书，可以想象作者的人生有口白、旁白和各种广播剧的效果，当然，这可能是作者身为广播人，长期浸润广播而不自觉发展出来的一种书写。

　　“新闻稿人生”当然有它可读之处，就像一套优良的剧本，也可以一演再演，每名观众都可看出他们的心得。一九四五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做纳娃合（Navaho）族的田野调查时，有位原住民讲的，根本就是其它人类学家写过的田野志，他再用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和感受。心理学家杰奎琳．魏斯麦（Jacquelyn Wiersma）访问过一些重回职场的家庭主妇，后来也恍然悟到，“这些妇女提供给我的，似乎也是别人对她们行动和感受的诠释版本。”

　　这种“新闻稿人生故事”反映的虽不一定是事实，多半却具有深奥的意义。魏斯麦后来继续针对这几位职业女性做深度访谈，发现在扭曲的故事和自我里，其实都可找到真正的原因。有人是为了逃避小时感受的女性歧视，有人则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将“新闻稿人生”解碼后，将会找到更真实的自我。

　　魏斯麦曾经解释，我们会用“新闻稿”解释自己的故事，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讲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定位，所以必须靠着一个比自身更庞大（larger than life）的故事架构来说自己。这种情况，就和面对外来人类学家的印第安人一样，当人类学家问“你如何讲自己族人的故事？你有什么感受？”时，一辈子从未想过类似问题的印第安人，不得不讲出其它人类学家做过的田野志。

　　如果，你和自己说的，你听到别人说的亲子故事感觉也像是一篇“新闻稿”时，没关系，那常常是认识自己和孩子的第一步。这本书可贵之处倒在于他接近自虐和自我揭露的“自传体”，如我们一再窥见一名奶爸与中年男人身上的口白。

　　无论如何，我再次想起卢骚，无论奶爸卡卡如何的自觉卡着，他证明了自己是个尽责的人，是个认真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