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研究所有一座咖啡厅，所内学者，包括访问学者公余都可以去坐坐，喝喝茶，品品咖啡，吃几块点心，是一个舒心惬意的聊天所在。2006年，我应邀到胡佛档案馆研读蒋介石日记，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常爱到咖啡厅坐坐。某日，见四五位中国同胞已经先在，正围桌团坐，听其中一位谈蒋介石轶事。这一位个子不高，略显清癯，江南口音，谈兴正浓。我凑进去，介绍之后，得知这一位便是阮大仁先生。
　　
　　阮先生原籍浙江，196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次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数学博士、企业管理硕士、电脑工程硕士等学位，在大学里担任过教授，在高科技公司、银行界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为报刊写过十年政论，也曾跃入商界遨游。他博览典籍，爱好文史，精研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是真正的才子和多面手。我们初次见面，相谈颇为投机，可谓一见如故。此后，我每年去胡佛研究所，都要和大仁先生见几面。大仁先生熟悉掌故，健谈也爱谈，尤好长谈，每次见面，只要话题一开，大仁先生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只要带着耳朵恭听就可以了。有一天，在大仁先生寓所的宽大阳台上，一边眺望山野景色，一边谈民国史事，天黑后，转入室内，灯下续谈，仍然是大仁先生当主角，不觉已经夜深，我起身告辞，大仁先生意犹未尽，殷勤挽留，表示可以继续谈下去。
　　
　　大仁先生所谈，有许多可以稽诸文献，但是，也有许多属于人所不知的秘辛。我虽研究民国史多年，与大仁先生谈话，常有闻所未闻之感。后来了解到：大仁先生的祖父阮性存，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与民国建立；父亲阮毅成，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长达十余年，国民党迁台后，追随蒋介石，历任“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副秘书长等多种职务，其所著《中央工作日记》至今仍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大仁先生自述，毅成先生曾告诉他不少政坛秘闻，为防窃听，有些则是在大街小巷散步时所告。此外，大仁先生又以家庭关系，与民国的政坛耆宿及其后代多有交往，这些人有意讲述一些事情，企图借大仁先生之笔传世；大仁先生有时也有意向他们请教、打探、求证。这些原因，加之大仁先生博闻强记，记忆超人，其所以秘辛独得，掌故独多，良有以也。
　　
　　治史，当然主要靠档案和文献，因为此类资料形成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比较准确、可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档案、文献亦不尽可靠，而且，它绝无可能记录所有历史家需要的资料，有许多事件、过程、情节、细节，不可能见之于文字，或根本不能见之于文字，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周资博采，收集当事人，或相关人的回忆、口述，包括传闻等资料，然后与档案、文献对照、检核，验证，择其可靠、可信者入史。这样做，可以使历史学不仅真实，而且丰富、全面、生动。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当年就是如此，他的不朽名著《史记》，既利用了汉朝的国家档案，也是他行万里路，周游各地，广泛调查、访问的结果。
　　
　　大仁先生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这使得他可以从容精读蒋介石日记和相关档案文献，又可以利用他得之于祖辈、父辈的口述或传闻资料，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相得益彰。大仁先生说我曾戏称他为正史、野史兼采的“二史堂主人”。我年轻时记忆力可能尚好，但近年来脑力日衰，已经不记得当年说此话的情景，不过，即使有此语，亦非批评，而是言赞美，因为第一，正史未必尽真，而野史未必尽伪，鲁迅一生，就瞧不起那“装腔作势”，摆“史架子”，“也不敢说什么”的“正史”，而提倡读民间私人敢于说真话的“野史”；第二，如果以档案文献与回忆、口述、传闻来界定“正”与“野”，那么，“二史堂主人”的老祖宗正是被尊为“史圣”的司马迁。如此说来，“二史堂主人”之称，岂不美哉！岂不懿哉！当年的司马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而今的大仁先生传述祖上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亦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好事！
　　
　　收集在本书中的大仁先生的文章利用蒋介石日记，参以阮毅成先生生前日记、口述回忆和身后留下的其他资料，相互验证，对照，解开了1948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迁台之后的诸多秘密。大仁先生是学数学的，重视科学精神，主张写历史要冷静、中立、客观，反对“笔锋常带感情”，因此他的文章论证严密，以说理和分析见长；但是，大仁先生文学修养很深，因此，书中也颇多引人入胜、趣味盎然之处。国民党内，派系复杂，人物关系复杂，大仁先生却能条分缕析，层层剥笋，揭示真相。大仁先生成长于台湾，国民党迁台以后的历史是他的“所见世”。由于时间较近，档案尚未开放，台湾学者可能尚未顾及，大陆学者则难以深入。大仁先生本书，根据蒋介石日记和毅成先生所述以及自身的见闻，对这一时期台湾政坛的重大变幻，如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蒋经国、严家淦、李登辉之上台，以及著名的“叶公超案”等，都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叙述和分析。
　　
　　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日记是“无尽的宝藏”，积极加以利用，但是大仁先生在利用的同时，对日记所载，也采取考核、存疑的态度，对其中论事、论人的主观与谬误，甚至不惜下大力气加以批驳、辨正。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供自己“日后查阅”，“原则上不会故意说谎去欺骗自己”，因此“大致是可信的”，但是，有时也有当记而不记的“省略”。这种情况，大仁先生称之为“不正当的省略”。另外，蒋介石像每个人一样，也有其喜怒哀乐与主观之处，他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历史学家不能不加查证而全盘接受，不能只以他日记中的记载为准。这些意见，对于已经利用蒋介石日记，或准备利用的学者是有启示意义的。
　　
　　2012年6月初旬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