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否认，货币是人类天然的敌人。几乎没有人可以战胜它的诱惑。
　　
　　人们渴望自己能够拥有大量的货币，甚至那些不再需要它的人也会继续设法获取，正如没有国家可以抵抗经济增长的诱惑。然而货币所反映出的富有与增长，是否犹如《货币》中引用艾比之言——“为增长而增长，乃癌细胞生存之道”。
　　
　　布雷顿体系崩溃前，全世界的货币都要看美元的脸色，因为那时候美元和黄金挂钩，美联储的地下金库才是美元的本体，纸钞只是傀儡。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布雷顿崩溃之后的若干年里，全世界货币依然要看美元的脸色。人们为何甘愿继续奉美元为主？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非是美元与石油挂钩那么简单。
　　
　　弃毁布雷顿体系的时候，全世界无奈地接受了美元脱离黄金储备的事实，却选择性搁置了各国货币是否继续与美元挂钩的尴尬难题。假如美元逃离黄金的束缚，那么其它国家的货币该如何与美元兑换呢？在这种背景下，浮动汇率宣告诞生。
　　
　　在浮动汇率下，以自由化国际市场为基础，各国货币得以继续互相兑换，说白了就是可以继续互相买卖。在国际贸易继续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前提下，这些常识性的历史事件叠加在一起，造就了我们今天积重难反的货币局面。
　　
　　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反映在与美元的兑换率上，尽管这很荒唐，但却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至关重要，因为它影响了一些国家对货币发行量的论证，中国便是其中之一。在过去的时间里，中国凭借出口积攒了大量的美元外汇，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有了大幅提升。巨额外汇让中国成了国际暴发户，发达国际纷纷向中国推荐投资产品，例如美元债券。
　　
　　外汇的迅速增长拉动了整体经济增长，国家从出口业务中得到的税收被大量用在城市建设等方面，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连锁反应，例如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从而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出现了大跃进式的腾飞。因此，政府从中看到了一个不那么严谨的逻辑——外汇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则代表生产力的增长。这个逻辑本身是严谨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证明外汇与内需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于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我们一贯坚持以信用发行的方式处理货币发行量的问题，导致这种扭曲的“生产力的增长”成为了银行增加贷款的信号，也就是说银行认为可以增发货币了。
　　
　　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人民币发行机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套未经论证的生产力增长法则来驱动的。假如内需——即消费者购买力与这套模糊的逻辑所反映出的状况存在差距的话，那么生产必定会有多余的部分出现。这部分产出无法被消耗掉，但货币发行时却又计入了这部分产出，结果一目了然。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意味着企业关门，本该属于关门企业的货币自然就流到了别处，成了“多余的货币”。因此，凡利用“多余的货币”作出的任何投资计划本身也就是多余的，但这部分“多余的投资”又将被计入GDP当中，从而改变下一轮货币发行的基础参数。这种状况犹如癌细胞那样，呈几何倍数增长。
　　
　　消费者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因为经济体内部“多余的货币”太多，生产过剩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钱多了，商品多了，就业空间却越来越少了，等于是链接商品与货币的传送带变窄了。
　　
　　要想让一个普通人读懂货币现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之前我相信自己并没有能力将上述的这一切用如此简短的方式概述出来，这完全得益于《货币》。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懂得怎样为一个普通人讲述货币。辨清真相的受众群体，是《货币》一书带给我的最大启示。
　　
　　在这个流行针砭时弊的开放年代，作者却从古罗马时代的货币起述，做这等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实则是为了让读者尽可能的理解货币的意义，而非借时下热门的话题随波逐流。因此，全书的架构是以不同角度、不同时代背景以及不同事件透视货币，最后再将这一切联系起来去审视时下货币及金融现状，大有厚积薄发之势。深刻与通俗的完美结合，相信这本书已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