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初，直到1989年后，整个近十年时间里，中国都处于全民饥渴阅读状态之中。这种对知识的饥渴程度，较之今天对金钱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新华书店里几乎每天都是人头攒动，新书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上架，人潮一波接着一波地涌入。有些今天扔马路上都没人愿意弯腰拣起的书，当时必须大排长龙才能购得。

　　80年代整个十年的所谓“读书热潮”，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经过文革后重新启蒙时期，只不过，这次被启蒙的，是50后和60后们。他们本应上学学知识学文化，给自己构建基础知识结构时，却学了打砸抢，学了当小流氓，学了站街吹牛逼当小混混。

　　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读书”，和“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红小兵们纷纷脱去老子们最喜爱的旧军装，红卫兵们也个个放下农村里的镐头，带上眼镜，装模作样地读起书来。马路上，公交车上，大树根儿底下，公园的各个角落里，都不难找到读书者的身影。

　　80年代读书热潮里最滑稽的场面是，当“哥德巴赫猜想”与“陈景润”的名字挂上钩之后，电影里出现了一群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傻逼呼呼地撞了大树。当李泽厚把其讲述美学的《美的历程》出版并抛向书店时，一时间，洛阳纸贵，无数50后和60后的小知识分子，都嘴不离李泽厚，吓唬还没有听说过李泽厚名字的更小的知识分子。当北岛、舒婷和顾城们的书出版之后，中国这块本来就产生诗的国度，再次见证了“诗国”的复兴。那年代，几乎没有人不写诗，几乎没有人不写朦胧诗，也几乎没有人不是诗人，同时，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太过认真地读除了北岛舒婷和顾城的诗以外的诗。

　　当年的出版社，更是牛逼得不成模样，矫情得让人心痛。当编辑的，都个个脸冲着天，而不是朝读者使劲。每出版一本书，根本不像今天，出版社从社长到编辑，都跟特么傻逼卖春似的，一次次地向读者卖眼神，勾搭所有来看自己一眼的客人，吆喝自己那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好“用”的玩意，宣传炒作得瑟，没完没了。那时出本书，起印册数不弄个十万八万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干编辑的，门都没法出。

　　当然，什么时候都有一群更牛逼的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喜欢充当读好书和荐好书的青年领袖，喜欢当导师。结果就是，他们弄出了一种杂志，它后来在知识分子群中产生重大影响，那杂志叫《读书》。该杂志里推荐过的书，很快就成为中小知识分子迅速追捧并加以传阅的书。《读书》杂志，用今天话说，那是真能装逼，它专门介绍一些书名听上去十分非中国化，翻译得佶屈聱牙、难以读下去的书。书名虽说拗口，内容尽管难读，但只要消化一下，在某些知识分子聚集的场合，嘴里那么一炫耀，未读过甚至未听说此书名的知识分子，马上就会头低下来，惭愧得死的心都有。

　　当然还有英语。它也一下子成了人们的最爱。中央电视台适时推出了“FollowMe”节目。陡然间，12亿人中，至少有一个亿左右的人学“缶勒密”。差点，英语变成中国第一官方用语了哟。那时，人跟人甭管说什么话，都会突然拽一句半句的“缶勒密”英语。CCTV星光大道里的毕姥爷，今天一见个老外什么的，仍时不时秀一句半句的英语，听上去很有“缶勒密”特质，估计是那年月里学的吧。

　　而作为更喜欢玩深沉玩神秘的知识分子，则必须比一般学英语的中小知识分子们，再多下些小聪明式的功夫，多背些冷僻的词，才能显出自己与人有别，更有学问。只是让人沮丧的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书店里开始大量兜售钱钟书的《管锥篇》。洋洋洒洒几大本书买回家后，一读才发现，在人家钱老面前，自己不过就是个屁。

　　直到今天，谁把《管锥篇》从头读到尾了？有牛逼者不妨出来吆喝一声。中国学界，用“寥寥无几”来形容从头读到尾钱钟书此套书的人数，一定不会有什么风险。

　　对了，读钱钟书的书，给人感觉就是，学问实在太大，记忆力的确惊人，在没有计算机时代里，其记忆内容，堪比计算机里.txt格式文件存满了上百兆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