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通篇充斥着一介王朝时期落魄文人受虐狂的表演。罗贯中很不自觉，作为一个并不得志的文人，他本应该羡慕至少同情百无一用的书生们。可惜，他没有这样做，他专拣政治权谋、霸道之术的屁股拍，专拣“有本事的大玩家”的屁股拍，拍得义正词严，拍得鼻泪涟涟。这一自虐心态，通过“舌战群儒”表现得淋漓尽致。

诸葛孔明在孙仲谋帐下讥讽江东群儒：你们会干什么？区区于笔砚之间，寻章摘句，数黑论黄；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鄙夷不屑地嘲笑：象你们这号人，只不过是一堆陋儒腐儒豆腐乳罢了。

不难推测，这或许不是老诸的意思，以老诸那样纵横捭合的政治术士，在当时约纵连横的险恶政治环境中，对于他依附的政治势力所要结盟的强大集团中人，他一定不敢也不会说出这么没有政治觉悟的二百五话。因此，“舌战群儒”中潇洒的谩骂，应该是罗贯中这个小说家对“无用书生”、“小人之儒”的意淫，是他本人自觉不自觉的自虐狂的谵妄胡语。

江东儒生们是否果真象诸葛术士鄙视的那样，一个个只会在年轻时抒抒春心柔情，临老动不了春心，只得钻进故纸堆做一只只书虫？江东自古就是藏龙卧虎之地，才子俊杰一辈比一辈丰富，用多如过江之鲤鱼来形容恰如其分，有学问同时也有政治抱负的鸿硕大儒肯定也并不稀缺；东吴在鼎立的三国中间，历史最厚重、最有渊源，存活的时间也最长，远非短命的西蜀可比。从这点来推测，东吴幕僚绝非雕虫小技的书虫，他们安邦定国的理论和实践，恐怕更胜历史事实中的诸葛术士几筹。

退一步说，即便江东儒生们果真如诸葛术士所讽刺的那样，只会风花雪月，只会书虫一样在故纸堆中钻来钻去，难道他们就该受到挖苦奚落？

诸葛术士挖苦奚落倒也有一点点儿道理，毕竟那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战争年代，战火焚毁了一切春心柔肠、风花雪月，战争的胜负决定国民的生死荣辱，它要求当时的学者们，不能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的主要目的只能是为了打败敌人。尤其是，当儒生们领取着孙仲谋这个军阀的薪水而不能为其提供杀人攻城的计谋时，他们的确未能做好本职工作。

可悲的是，舌战群儒这样的故事情节不见得是史实，更可能是罗氏这个落魄书生倾慕政治权谋、奉承政治术士心态淋漓尽致的虚构，虚构得那样激动人心，虚构得那样荡气回肠，可见他当时心情的冲动；更可悲者，后世的文人们竟然读到此处“拍案叫绝”。

之所以如此，正像今天的许多文人和老粗一样，误以为《三国演义》深受儒家正统价值观的影响，误以为罗氏拍的是正统儒家思想和正统政治观念的屁股。大谬不然。罗氏拍给刘皇叔和诸葛术士的马屁，不是拍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屁股上，而是拍在了政治权谋、政治集团势力的屁股上，拍在了“有本事的大玩家”的屁股上；罗贯中不但未能领略儒家正统思想，相反，他用文字宣扬的，不过是迎合了市井流俗的观念，是与追求王道、中庸、和谐的正统儒家思想唱反调的庸俗实用的霸道观念、丛林法则观念。

其实，中国大多数王朝时期的政治并非儒家正统思想指导着的政治，把古代中国政治说成儒家正统思想上的正统政治，是看走眼了的结果，也是今天一些不明就里者诟病孔孟原儒的根源。儒家思想的政治目的是搞好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中国古代政治的主要内容却是强势逐鹿，是一代代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诸如诸葛亮那样“经世纬国”的雄才大略，恰与儒家正统思想背道而驰，不过是雄霸者手中的工具利器。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表现为实用主义。按理说，既为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文化市场就应该成为实证科学的孵化场。遗憾的是，近现代实证科学却并未因此奠基。有人将此归咎为族群思维方式，认为中国人只会吟诗做散文，只会装神弄鬼。事实上，原因固然有许多，被罗氏家族成员前赴后继地篡改为庸俗实用主义的伪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在庸俗实用主义中，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术和智慧，仅仅是为了做官，仅仅是为了成功，仅仅是为政治效劳，学术只是通往官宦道路和其它一切成功道路上的垫脚石、敲门砖，整个古代中国的学术体系因此全部建立在政治和其它庸俗实用主义的沙滩上，缺乏学术本身的科学精神。

罗氏们庸俗化了的“本事观”让民众中毒更甚。借助罗氏的生花妙笔，老粗们看个热闹，他们当然搞不懂“舌战群儒”的潇洒倜傥，只是看到了“百无一用”的书生们被“有本事的大玩家”挖苦得狼狈不堪的熊样。于是，老粗们从那时就开始嘲笑“无用书生”。到了今天，无论是精通霸术的老粗官员们，还是市井俗众们，无不仰慕有本事的骗子和术士，提起书生们，提起书生官员们，不是百无一用，就是高分低能；不是一根筋认死理，就是书呆子气，反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雏鸟笨蛋。

庸俗实用主义的学术观念剥离了政治行为与科学精神本该的血肉联系，在这样的观念里，政治就是专业地玩人玩事玩权玩力，科学精神就是捣鼓中听不中用的瞎白活。正是这种剥离，使得中国政治一直只能是强者的角斗场和名利场，而非以科学的政治理念指导政治实践、进行改良民生、发展社会的公共治理行为，具备科学精神的儒生们也因此一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其实，中国传统中有才气而“没本事”的儒生们也许并不愿做诸葛术士所挖苦的那一类腐儒陋儒豆腐乳，至少不愿做臭豆腐，包含科学精神的经世致用观念，是他们信奉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想，一个胸中自有丘壑乾坤、自有风花雪月、自有无数文字智慧的俊士，会甘于“无用”“没本事”地在字里行间打发他强劲的生命冲动吗？他一定会冲破一切困厄羁绊，跋涉千山万水，找到一个适当的出口，努力将自己信奉的科学精神付诸社会改良的实践中。他们在俗世眼中的“没本事”“无用”，注定只能是他们坚守某些高尚原则、科学精神的束缚造成的，更因为被罗贯中们的庸俗实用观念误导了的群氓的起哄。在这样恶俗的社会环境下，坚守原则、秉承科学精神、本该促进社会改良进步的儒生们只能成为被边缘化了的“腐儒陋儒豆腐乳”。

同时，“腐儒陋儒豆腐乳”自古至今也的确不少见。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也许出于禀赋，也许出于无奈，一辈子都心甘情愿或不得已地青灯独对，寒室孤独，拷问自身灵魂，穷究天地奥秘。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喜欢指点江山，但仅仅局限于激扬的文字。激昂文字因为脱离了权力和利益的角逐，而更加接近科学。他们中间的另一部分甚至缺乏这样的书生意气，只是默默地书虫一样地在文字和纸墨中钻来钻去。他们没有成功的诸葛孔明和不成功的罗贯中之流政治权谋盲肠式知识分子的勇力、权变和欲望，无力无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哪怕一个小小配角，在一个政治气氛过度浓厚、庸俗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

然而，脱离了政治羁绊和集团势力左右的科学思想，正是在书虫们尺方的天地里喷薄而出的，它们惊世骇俗的创造发现，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映亮了历史阴霾的天空。他们的思想如此灿烂，其人格也较依附政治势力和任何强大集团势力的同类更独立、更自觉。江东的风花雪月和诸葛孔明的《前后出师表》有一样的价值，从艺术的角度看，甚至有更高的审美意义，在风花雪月、艳词俚曲中，人的形象更加突兀鲜明。

读某种版本的《三国》，一“封建文人”点评：我叹这些凡夫俗子，识得几个字，读得几本书，竟也在街头巷尾大谈什么三国，大侃什么鼎立。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封建文人”对“淳朴的劳动人民”的鄙视。但不得不承认，一针见血。

事实上，这位鄙视凡夫俗子的“封建文人”并非封建文人，罗贯中之流，才是不折不扣的封建文人，而且是与“愚昧的大多数”孪生的封建文人。当大多数陶醉在罗氏天才的艺术语言里，为诸葛术士的伶牙利齿、潇洒大气而折服，为江东儒士们的狼狈而哈哈大笑，他们其实是在为嘲笑他们的“封建文人”提供绝佳的脚注。

罗贯中毕竟是一个死去几百年的古人，他的自虐也好，他的不自觉也罢，都是彼时代的产物。但愿今天泛滥在影视网络等媒体上那些好看好听的对权谋的津津乐道、对宫廷斗争的有滋有味，只是出于受众们的感官欣快，而未能浸淫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否则，民间群体价值观念只能继续自我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