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75年前的今天，1640年6月5日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诞辰，地球人都知道《聊斋志异》是我国清代初期淄川蒲留仙松龄的大作，其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想，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末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噱，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 ”也就是说，在陈寅恪看来，《聊斋志异》中那些花妖狐媚女子身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如柳如是这样的青楼红粉的特征。狐鬼与青楼之间有哪些关联？这样的笔墨，是蒲松龄的独创，还是古已有之的某种文化传统？笔者将为读者揭示这个中国文化中的小小秘密。　

青楼女子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其所承受的骂名居于三百六十行之首。女人咒骂她们，因为她们可能引诱自己的丈夫，使男人们不忠于家庭；有些男人咒骂她们，因为他们唯恐自己的妻妾学了她们。但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对于她们的欣赏与赞美却从没停止过。咒骂没有被永恒保存的价值，逐渐消歇，但对于她们进行赞美的文学作品却被保留了下来。

笔者认为，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与漫长的中世纪女人们事实上的幽禁地位有关。“对于一般的女人来说，由于她们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为家族繁衍后代，以及为男人们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所以她们自幼所接受的教育就没有取悦男人这一课。女人们被要求贞洁，因为她们的贞洁对男人们大有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冒险与寻求刺激几乎是男人的天性，既然无法在妻子那里得到满足，他们势必会寻找另外的渠道。正像贞洁的妻子给了男人稳定婚姻的幸福感，青楼女子以自己职业所必备的风流和多才多艺，给了男人们以合法渠道去弥补婚前浪漫以及婚后刺激缺乏的机会。 ”

从《聊斋志异》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蒲松龄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从已有的材料看，他与青楼女子有过接触是毋庸置疑的。蒲松龄早年曾有过一段为孙树百担任幕僚的经历，其间，他和孙树百青楼出身的姬妾顾青霞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亲昵地把她称作“可儿”，为她编选了百首唐人绝句以为香奁之诗，并让她读给自己听，他还为她写了很多诗，有些诗歌的色彩非常暧昧。除了顾青霞，他还与其他青楼女子交往，他有为数不少的《赠妓诗》。所有这些，都为蒲松龄写作有关青楼女子的文字提供了扎实的生活基础。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是一个贞洁而平实的乡下女人，是这些青楼女子，给了蒲松龄孤独的幕僚经历些许浪漫色彩，点缀了他清贫而乏味的生活。

《聊斋志异》中直接写到青楼女子的篇章很少，作者明确点到出身青楼的女子只有《晚霞》中的晚霞、《嘉平公子》中的温姬、《狐妓》中的鸦头、《瑞云》中的瑞云、《细侯》中的细侯等。而如果说到彻头彻尾生活在人间的青楼女子，则只有《瑞云》中的瑞云与《细侯》中的细侯。但即使是“瑞云”，也还是没有完全脱去神异色彩，如果没有那位来历不明的年轻书生对瑞云的姿才绝世却流落不偶感到可惜，用法术遮掩了她的美丽，使她丑陋如鬼，以贺生的贫穷，是没有机会娶到瑞云的。当然，如果那位书生永远不出现，贺生倒是表白了自己的忠诚，但瑞云就会一生感到愧对贺生的真情。是书生的法术，使得他们最终各得其所，两全其美，吃亏的只是妓院的老鸨。蒲松龄为什么不写成瑞云重病，贺生昼夜服侍，终于使自己的情人重获往日的美丽呢？或者，让这种真情更坚实一些，让贺生一直等待，直到瑞云人老珠黄不值钱，然后再把她娶回家中，像珍宝一样看待？韩田鹿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蒲松龄不喜欢这种质实的笔墨。正像他自己所说，“避实击虚，方是文章高手”，他更愿意把作品写得虚无缥缈。

于是，在《聊斋志异》中，就出现了一大批明显带有青楼特色的狐鬼。说得更绝对一些，《聊斋志异》中的狐鬼，以及与情爱题材有关的作品，大部分都和青楼有一定关系。

这并不是蒲松龄的创举，自唐代起，就有把妓院(主要是高级妓院)比做仙窟，把青楼女子比做神仙、比做妖狐的传统。比如张文成的《游仙窟》，实际上写的就是一次高级妓院的经历；沈既济《任氏传》，是士子与青楼女子之间发生的故事。

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艺术需要，艺术讲究一种空灵美妙的韵味，而青楼女子与嫖客的关系，总有金钱味道太浓的嫌疑。把青楼女子处理成非人间的身份，又与市井气拉开了距离，产生一种亦真亦幻的间离效果。第二，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狐鬼与青楼女子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文化同构关系。现实生活中，中国一向讲究所谓“万恶淫为首”，讲究“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把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关系看作一件极大的恶行。但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和青楼女子发生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青楼女子和那些狐鬼妖仙一样，是游离于一般社会道德规范之外的。还有，由于做青楼女子被认为是有辱家门的事情，所以一般的青楼女子对自己的家世都讳莫如深，这同样使她们在一般人心里有一种神秘感。在这一点上，她们与那些狐鬼妖仙同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仙”这个意象最终和妓女分开了，这之中的原因大半是因为在一般人的眼中“仙”是高于人的，用它来比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青楼女子不符合人们的心理及文化习惯。

蒲松龄凭着易感的心灵，凭着亲身经历，凭着他深厚的文化素养，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并把它成功地运用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他笔下的很多狐鬼女子，都一定程度地分享了青楼女子(主要是高级青楼女子)的特性。

笔者总结了一下青楼女子的特征，首先她们的热情主动，在《聊斋志异》中，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由女子开端，而热情乃是青楼女子的首要职业要求。其次，她们对读书人的情有独钟，这也和现实中青楼女子与士人的关系相似。读书人大多举止谈吐文雅，比那些“恶客”受人欢迎。再则，一个青楼女子，特别是高级一些的，她们的名声身价几乎完全决定于士子的品评，与衣食相关，她们自然会对那些书生们高看一眼。第三，她们多才多艺，《聊斋志异》中的大部分狐鬼都能作诗，更有一些能歌善舞。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这基本是青楼女子的特权。“大多数狐鬼在书生知道了自己的出身后都有点惭愧，对于书生不嫌弃自己的出身都有一种感激。这不正是青楼女子在情人面前因出身而产生的自卑感的真实流露吗？ ”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蒲松龄的狐鬼与书生之间的故事，隶属于中国有着悠久传统的青楼文学，同时也做出了富有才华的贡献。不管是《游仙窟》，还是《任氏传》，说仙说狐，都不过是狭斜之游的简单遁词，只有到了蒲松龄这里，狐鬼的意象才真正和青楼凝结在一起。

在中国文学史上，清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朝代。一般说来，一个朝代的文学如同一年的四季，有春的孕育，有夏的热烈，有秋的感伤，有冬的凋零。但清代文学不同，它的春天和夏天短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一转眼，秋天就已经来临。清朝几乎所有伟大作品都在前中期收获，与此相伴的，则是弥漫其中的、与一个新生不久的王朝似乎不相称的感伤气息。这种气息，我们在《桃花扇》、在《长生殿》中可以感受到，在“纳兰词”、在“神韵说”中可以感受到，在《聊斋志异》中同样可以感受到。

清代前中期的感伤主义思潮也对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实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脆弱易折，高压统治下无所适从的茫然凄惶，都使得具有感伤气质的纤弱女子成了凝聚时代审美理想的典型。蒲松龄在这样具有末世情调的女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最高审美，固然是个人眼光，但却寄予着时代的审美理想。

《聊斋志异》中，那些与人间书生相爱的女鬼大多非常美丽，但她们的美丽，多是黛玉那种柔弱而令人哀伤的美，她们缠绵悱恻，罕有健康的活力与激情。如《莲香》中的鬼女李氏，“质弱单寒”，“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往若还”；《连琐》中的连琐，“瘦怯凝寒，若不胜衣”；《伍秋月》中，虽然没有具体描述伍秋月的容貌，但从她“十步之外，须人而行，不则随风摇曳，屡欲倾侧。见者以为身有此病，转更增媚”来看，她必然也是娇弱柔媚，而非体格丰硕、肤色红润的女子。

蒲松龄创作的带有青楼色彩的狐鬼故事，有着鲜明的感伤特征。尽管有天真的欢笑，有两性相悦的美好，但这一切的背后，总有一种难以掩去的悲伤。这里当然有对于青春和生命力失去的悲伤和叹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少女的面庞更能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气息与生命的美好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看到这人间花朵的凋谢更让人伤感的了。

美好的东西常常让人不知不觉地心痛，因为它们呼唤起的常常是好花不长开的无奈，这里也有蒲松龄生活的鲜明印记。蒲松龄不是一掷千金的豪客，无力追欢买笑，狎妓饮酒只是偶尔为之。在平时更多的时间中，他只能靠回忆和写作排遣孤独。在漫长的寂寞中回忆这不多见的几许浪漫，遂使这浪漫也沾染了几许寂寞的韵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所赋予青楼的重大意义。已经有许多人指出，臣子与君王之间、青楼女子与嫖客之间，有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同构。在君主面前，臣子没有丝毫的权利，他只能等待君主的垂青。

青楼女子而没有选择的自由。同样，在嫖客面前，青楼女子没有任何尊严，纵然她如花似玉，纵然她费尽心机，也不过是给自己增加一点被选择的条件罢了。对这些青楼女子们的同情，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命运的同情，对她们的怜惜实际上就是自己的顾影自怜。文化是水，人是在这水里游动的鱼。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往往感受不到这种文化的存在，就像水中的鱼感受不到水的存在。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行动与思想就被这种文化所同化，而他的行动与思想又反过来使得这种文化更加浓厚，向着它早已被规定的品格日益发展，日趋极端。中国士子与青楼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所以，到了蒲松龄的时代，中国的青楼文化竟然呈现出了一种与它的初衷相距甚远的奇怪面貌。

归根结底，人是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社会现象深受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这就使得每一种现象除了是这种现象本身，总还是点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