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人间的羊是羊样的凶兽，人间的凶兽是凶兽样的羊，当对手如羊时，它就会变成凶兽，而当对手如凶兽时，它又会变成羊。鲁迅先生号召人们将古来传下的法则反过来用——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这样，所有的魔鬼都只有滚回它原来的地狱中了。

可是，先生似乎忘记了，对手如羊便如羊，对手如凶兽便如凶兽正是人类本来的面目，在凶兽面前表现的如羊，在羊面前表现的如凶兽却是变态的社会造成的。曾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将一只跳蚤放进玻璃罩中，跳蚤跳了几次都碰到了玻璃罩，最后终于不再跳跃，变成了“爬”蚤。人是因为多次抗拒过凶兽，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才变得像羊一样，而变成羊后，心中的愤怒不能消除，于是采用凶兽的形式表现出来。勇者愤怒，挥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挥刀向更弱者，于是，凶兽的面孔只有向羊显示。《礼记》中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对下面的人来说，上面的人就是凶兽，而对上面的人来说，下面的人就是羊，所以每人都对下面的人当凶兽，而对上面的人当羊，如大自然中的食物链，强大的动物吞吃弱小的动物，又被比它更强大的动物吞吃。而中国古代所有的思想与制度都在维护者这种献给暴君的人肉盛宴。久而久之，人们便都习惯了对羊做凶兽，而对凶兽做羊，认为人世间的秩序本来便是如此。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讲过一个令人痛心不已的故事——一家媳妇因不堪公婆凌虐而投井自尽了，鬼魂日夜哭号，要报仇、索命，纪晓岚板起面孔说：“姑虐妇致死，按律也无抵偿之法，即使诉讼也不能快汝意，怎能索命？”鬼魂黯然退去。相反，如果媳妇告公婆的状，就成了干名犯义，即使公婆真正有罪，媳妇也要被判刑两年，如果诬告，即使不是全部诬告，只要有一事诬，告状人就要被处以绞刑。这实实在在是封建社会民告官，三分罪的做法在家庭中的体现。更有甚者，凡民告官，子女告父母，先要滚过钉板，天证其诚，才能受理，这是用法律的手段维护了人与人的不平等。法律在此不是维护弱者权益的工具了，本来，设立法律的意义就在于不使强者象鱼叉烤鱼一样蹂躏弱者，可是，在此，法律成了强者迫害弱者的工具了，成了让强者烘烤弱者的鱼叉。即使弱者走投无路时法律也不会维护他，而是眼睁睁看着他死。就像奴隶社会的法律绝不允许奴隶控告奴隶主那样，封建社会的法律也要对下级控告上级作出种种惨绝人寰的限制。在国家机器都要帮着非人道的人继续做非人道的事情的情况下，弱者该怎么办呢？

在中国不断听人说：某人熬出头了。这句话是说，他从当奴才变成当主子了，从向别人点头哈腰变成别人要向他点头哈腰了。当媳妇不满意婆婆对她的虐待时，婆婆常说：“黑大襟袄是轮流穿的。”婆婆将媳妇对她的忍耐与顺从看做她应得的权利，并告诉媳妇，将来她也有做婆婆、享受别人的忍耐与顺从的时候。当一个奴仆成了压迫人的制度的有效维护人之后，主子就会恩赐给他其他奴仆，他便拥有让别人诚惶诚恐服从他的特权了。当你显示自己心甘情愿地受压迫，也能有效地帮助主子维护这种压迫时，总之，在心里消除了这制度是错误的的看法后，主子就让你分享人肉宴席的好处，如同一个猎人给为自己效忠的猎犬一些食物。人肉宴席就这样延续着。在这种制度之下所生出的弱者就只有迫害其他弱者这唯一一条生路，人不能只被人索取而自己不索取的生活，当不能掠夺比自己强的人时，就只有掠夺比自己弱的人，而这正是统治者希望他们做的，这样，人压迫人的制度就能万古长存下去。做凶兽样的羊和羊样的凶兽是这种丑恶的制度为每个人规定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制度之下，人都被消除了所有的野性，如同狼被驯化为狗，所有不能被驯化的人都被杀死了。

最初，古代人想让这种制度变得好忍受些，以便它不至于一建立就被被压迫者推翻，就发明出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君主爱护天下百姓如爱护自己孩子等观念，也就是说，希望压迫者对被压迫者者的承受力有些考虑，不至于过分压迫他们。古代礼法讲别异与和同，既要在一个大社会或小家庭中分出上下，又要上下成为一家人。这样才能使两者彼此为对方考虑而不至于让群体解散，让所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化为家庭内部矛盾，最后，又柔和地淡化，如同一个人牙痛，医生不给他拔牙却让他喝下麻醉剂以止痛。中国许多古代小说、戏曲中所讲的家庭内斗争，而后又化解的故事都是本着这种思路。似乎人知道的只有这一种制度，他们要修修补补让摇摇欲坠的它继续下去。

本来，这种生活还可以过、这种群体还可以维持。可是，后来的压迫者将所有利益归于社会等级中的上级，而将所有危害恩赐给了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人，使封建势力变得更加强大深固。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说法变成了君可以不仁但臣不能不忠，父可以不慈但子不能不孝，夫可以不义但妇不能不贞，将遵守道德的义务仅仅给了人类社会中不利的一方，将权利全给了另外一方。并且宣扬“世间无不是的父母”，无论父母怎样迫害子女，子女都要继续留在他的家中而不能反抗或离开他们，并且要人将这种做法推广到君主，到自己所有的主子，无论主子如何胡作非为，奴才都要继续忍受，继续向主子尽忠。而且，还以法律形式规定了这些，并宣扬这是从来如此，是几千年的传统，是天经地义，总之，用国家机器迫使你顺从还让你觉得顺从是对的，最好同时帮着统治者蔑视、打击不顺从的叛逆者。（几千年的古代中国尊崇孔孟之道，实际上尊崇的就是这种吃人的制度，何曾真正实行过孔孟的思想呢？每当国家除了问题，又说是儒家思想的问题，统治者借助思想家维护自己的压迫，当除了问题时又推给思想家，让思想家为他们负责。）

这种不人道的制度留给被压迫者的是什么呢？我时时在旧小说中看到某人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总是虐待他，而他始终不曾违礼，继母终于悔悟、爱之如己出的故事，古代人希望被压迫者用自己的肉躯承担压迫者的钢铁脚掌，用自己的血洗净压迫者因为别人给他造成的压迫而留下的痕迹，强者造成的伤口，要弱者用血肉填平，这就是人压迫人的社会留给被迫害的不能生活的弱者的道路。不仅中国人如此，西方人和印度人也是这样。印度教经书中处处都有妻子如何用自己的爱意与温存将秉性诡异的丈夫感化成大圣大贤的故事，印度人把这苦难作为伟大的修行给了不幸的妇女。而《圣经》新约的使徒行传中也要奴仆即使对于秉性不好的君主也要衷心顺从，君主即使品行不好，也会被臣民的顺从感化而变得善良。基督教最初提倡忍耐与顺从时倍受迫害，而当这忍耐与顺从只给了被统治者时，就受到统治者的欢迎了。印度教也千方百计向妇女们宣传如果抗拒丈夫的不义之行，情况只会变得更糟，顺从反而会脱离困境。强者告诉弱者——要顺从地当奴隶，这样可以得到好处，不顺从地当奴隶的人都被吃掉了。

可是，鲁迅先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在《两地书》中，先生说，即使我把自己牺牲完了，对方也仍不会满足并仍不能得救。统治者要被统治者在统治者不义时仍要忍耐与顺从，可是，所有只知忍耐的人——即使这样做是出于无欲无求的好心——最后都是被送上祭坛做了牺牲，死后才被歌颂，歌颂它们的目的也是诱惑其他人继续做牺牲。而这些即使出于好心而自己忍耐也劝别人忍耐的人无意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如果一个人贪婪，他的贪心是无止境的，就像火上浇油火会变得更旺一样，不断满足他的欲望，他只会变得更加贪心。因此，鲁迅先生说，如果树下的老虎不离开，我就饿死在树上，同时用绳子绑住自己，连死尸也不给它吃。

如果统治者是邪恶的人，那往往是羊与凶兽的法则将他变得邪恶，是由于他不断受到其他凶兽的欺凌，又无人为他主张正义，反而有大批的封建卫道士要他安于这难忍的压迫，他才会变得心中充满仇恨。现在，羊与凶兽的制度又要被他压迫的人用自己纯净的良心洗去羊与凶兽法则本身给他造成的污垢，为什么上流社会造成的漏洞要让下层社会去修补？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再次使用了羊与凶兽的法则——作为羊被凶兽吞吃后，再作为凶兽去吞吃别的羊。纯洁的心被凶兽污染了，现在，轮到羊来净化了。媚上者必然压下，在此处付出的人格成本要在别处讨回，被凶兽吞吃了，再去吞吃羊就会饱足。古代统治者所说的这种净化不过是另一种吞吃。

羊为了在这种制度中活着，就要千方百计居于凶兽的位置。在这种制度中，有了特权的位置就有了一切，有了这种位置之后，就会显现出和其他的凶兽一样凶残的本性。中国妇女被压迫的连羊不如，可是，一旦成了婆婆，一旦成了继母，一旦成了正妻就会压迫在下的妇女，妇女压迫妇女比男人压迫妇女还要无道。而对于一直难以站在吃人者位置上的人，他就不断地满足于还有人比他的处境更差，或者，吃人者没有把他吃掉，只是咬了他一口。不断地听下层群众说自己还有一口饭吃，没有饿死就是最大的幸福，而吃人者损害他们的名誉、剥夺他们的财产、乃至打伤他们，给他们留下无法抹去的伤疤，他们都以自己没有死、还在苟延残喘为借口自我安慰，或者，以身边其他人被吃人者害的更厉害、更倒霉为由自我安慰。羊自知不可避免要被凶兽吃掉，就以自己最后一个被吃掉而开心，而这最后一个被吃掉往往是以狼吃其他羊时这个羊没有动为代价的，这是羊与凶兽的制度留给羊的结局。

在羊与凶兽的游戏规则中，羊是被吃者，凶兽是吃人者，如果羊显出凶兽的样子或者凶兽在更大的凶兽面前显出羊的样子，那不是对游戏规则的违背，仍是按照游戏规则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