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在短篇小说集《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里，70后小说家赵志明试图在文本中搭建出实验场，播撒着“我写我书”的执着，也流露出对现世的无奈，在悲凉的叹息和戏谑的冷笑之间，走一通圆场、听一段评书，外表质朴的、泛着泥土气息的乡村旷野，内里则是充盈着符号学、精神分析、超现实等西方小说标示，梦境与呓语笼罩下畸零人的自白，一幅由乡村弃婴书写的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成长史缓缓打开。

《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无疑是故乡反刍者们的追忆，从乡村而来，经历光怪陆离大都市的洗礼，在异地对比中折射出一段波动的心理曲线，如题目所言，城市里的大多数追求个性，而久居乡村的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中有人想要摆脱生活惯性的牵制，跳脱到另外一个生活的场域，那么无论他在乡村人的闲言碎语中，抑或是在城市人的眼中都将是一个异类。赵志明的笔触就落在他们身上，《还钱的故事》周小伟一家接连负债，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一番折腾之后，卖红薯女人解囊相助，谁知她借钱另有隐情，最终却身陷囹圄……细节上的精雕细琢再现了人心的斑驳零落以及生活中的琐碎。仓颉造字鬼神惊，小说家的写作首先要警醒自己，小说结尾一句压倒了之前读上去凡常朴素的真实感，像一句警示，也足够把玩一阵：“因为我们是穷人，习惯被人怜悯，却不知道怎样去怜悯别人”道出了犬儒者的冷漠和辛酸。

在赵志明的小说里，主人公在世俗中身著隐身衣，尽量与周遭不和谐的氛围隔绝，尽管被孤立、嘲笑，却有着保全自身气质不被同化的勇气。“在疯子心中，生命已远远超越生活，他们尽情享受的是生命。”《疯女的故事》中的女疯子代表着剥离了束缚，追求自由的样本，以接近自然来表达爱，遭到异样的目光。如果说她是动态的，那么《钓鱼》中的男主人公则以趋于静态的方式抵抗他者，作为消遣的钓鱼从家人全力追捧到冷眼质疑，到后来他效仿姜太公，再到甚至不用坐在水面上，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觉得一个清清水域。空间的迁移，梦想也随物欲社会降至冰点，直到欲望在皱纹的沟壑里掩埋才得以逃生。通常，借故事来说梦或借梦来说故事的叙述颇为常见，《钓鱼》却以梦境臆想焊接故事，调和人生过程。人生本是一条单行线，任何事件、想法都会影响到人生的走向，但是它们却没有力量将人生推倒重来。童年阴影会夸大人的某种性格，比如性变态以及某种癖好，但如果说打乱人生脉络的这种说法过于哗众取宠和耸人听闻，这在《歌声》里更加明显。

唱歌这一件往往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在《歌声》里得以放大，这里的孩子也是在往另一个世界逃避，他遵从母命为患晚期癌症的父亲像上发条一样反复唱《黄土高坡》，以稀释死神降临之前的阴霾，有些“为民谢罪”、“代天祈祷”的意味。这种近似于仪式感的行事在他目睹了歌舞团的侏儒之后得到了颠覆，侏儒让他看到了外面世界变异的扭曲，像是一场预谋，将他带向一个诱惑的世界，正像他那一场侏儒附身的梦，在他没有出现之前，孩子以为唱歌即是一场近乎于封建迷的叫魂，以至于产生错觉：“我躺在床上，只有用手捂住嘴巴，才能确信不是我在唱歌，而是房子在唱歌。也许房子保留了我的歌声，更多的时候，并不是我在唱，而是放在在播放录音。尽管我张开嘴巴，但谁又能说不是房子的声音淹没了我？那个时候经常重复着做同一个梦：只要我的嘴巴张开，歌声就不由自主地跳出来……”从阴暗的角落到光鲜的舞台，从默默无闻到众人欢呼，是侏儒给了他唱歌的另一层含义。

作为乡村弃婴的生命暗示，在《Iam Z》中得以诠释。在西方社会，姓名字母表的排序决定着你的出场先后，正如Z，他生长在底层的社会，偏僻的乡村，畸形的家庭，只有一个名义上会说书的瞎子父亲，唯一的家产就是那根竹竿，它为瞎子指路，还时不时鞭打着倔强的Z。直到电视上佐罗在作案现场留下Z的标志，瞎子顿悟似得懂得了何为存在，死后只给Z留下了竹竿。于是Z的图案以超自然的魔力印刻在了瞎子的墓碑上，烙印在了Z所能感知到的所有地方。Z的一生有着一道明显的断裂带，前半部分延续了中国传统乡村小说中常见的苦难史，但后半部分直至尾声趋于戏谑。弗洛伊德所说，人在童年时期的阴影往往会对以后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赵志明却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生来如何不应该成为炫耀或者奋斗的出发点。他用神奇的竹竿给万物打上Z字，意味着他取得了世俗的成功，盛名传到故乡，这和茶余饭后之类的闲言碎语毫无分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诸如这类的金玉良言，放在短暂的一生，毫无必要，而且显得多余。他的一生像西西弗斯那样循环往复，他的存在便是抵消着时间的流逝，横折横的书写有着“我写故我在”的气魄，顺便求一个像孙行者那样到此一游的傲人姿态，做一个有别于过度消耗疲于奔波都市人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