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欧美称为中国17世纪伟大改革家的王安石是北宋一代名相，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的杰出代表，然而他的《字说》怎么就失传了呢？
　　
　　《宋史·王安石传》说：“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擢进士上第。拜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英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王安石，世称王荆公。后来新政既罢，此书遭禁而湮没，至今不传。
　　
　　《字说》的许多解释，实属妄为比附，贻人笑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种宋人笔记里，窥其一斑：
　　
　　徐健《漫笑录》载：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以‘九’从‘鸟’，亦有证据？”曰：“《诗》曰：‘鸬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载：王荆公作《字说》，一日，踌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妇造侍见，因请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妇曰：“鸟爪反面升也。”公以为然。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录》卷二十载：王荆公晚喜《字说》。客曰：“‘霸’字何以西？”荆公以西在方隅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之化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也。
　　
　　他读南朝梁人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后大发感慨，笑古人不会“修辞立辞诚”，遂改为“一鸟不鸣山更幽”。
　　
　　可笑的是，王安石的《字说》创作又和他在《游褒禅山记》中的治学思想极为矛盾。他在考据褒禅山的命名“华山”还是“花山”后，“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于人为可讥，而在已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予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此予之所得也。”
　　
　　其实，做何事都应以实为据，格物致知，任何主观臆断，哗众取宠都是无根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