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句话显然是诸葛亮自己体会出来的，跟刘备没关系。刘备托孤的真正动因是“君才十倍于曹丕”，也就是说，刘备心目中的诸葛亮，是“才高八斗”，却不一定谨慎。实际上，诸葛亮的自诩谨慎，可能只对了一小半，赤壁之战前，他可是一点儿也不谨慎的。
　　
　　躬耕南阳的时候，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这是什么性格？老夫聊发少年狂，分明是不谦虚嘛。所以，当时许多人对他的这种“骄傲”很不以为然。一个不谦虚的人，何谈谨慎？我们常说，是金子，搁在哪儿都会发光，有真才实学，还怕找不到出路？
　　
　　客居荆州时，“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这里的“笑而不语”很值得玩味，“不解释”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一句话：哥们比诸位强多了。这叫什么？这叫不低调，显得很不谨慎。他居然不担心“文人相轻”之陋习带来的后果。好在徐庶等人均非小心眼之人，否则，他必然要会为他的不低调而付出代价。
　　
　　刘备驻屯樊城，“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
　　
　　老实说，诸葛亮的“攻琮”之策，是个彻头彻尾的馊主意，毫无谨慎可言。跟庞统一样，你说能打下就能打下？也不怕自己被射成刺猬，也不怕曹操就在眼前，也不怕将来少了一个栖身的去处，真是够轻狂的。
　　
　　后来，刘琦受到排挤，“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
　　
　　此时大概是吸取教训了，开始谨慎起来，跟刘琦来了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在赵炎看来，此计依然不够谨慎。其一，刘表和蔡家兄弟均非傻子，诸葛亮知道的典故，人家能不知道？如果有人识破了该计谋，刘琦的下场可想而知；其二，一旦刘琦出了问题，供出主谋，必将牵连到刘备，刘表下一纸逐客令，叫刘备一家老小到何处安身？
　　
　　出使东吴时，诸葛亮跟孙权有过言语交锋，亮曰：“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云云，权勃然。亮又曰：“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於今日。”权大悦。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心情也是先紧张后舒缓的。所谓“伴君如伴虎”，敢公开“玩弄”孙权，搞得人家一会儿勃然，一会儿大悦。拿生死玩刺激，实在谈不上谨慎。
　　
　　上述五次不谨慎，说明诸葛亮早期大部分时间里都很高调，真正逼他养成谨慎性格的原因，恐怕跟三件事有关。
　　
　　一是刘备伐吴失败，蜀汉国本动摇，这对诸葛亮的触动极大。从他说到法正的问题时，我们能够感觉到其中的谨慎意味。他那句话，赵炎用白话来理解就是：“东吴是必须要伐的，但是想法要周到些，不要太冒失，不要被意气用事，务必考虑周全”。前半句是站在刘备的立场上说话，因为否定老大的做法，肯定不行；后半句是总结教训之后得出的结论：谨慎。
　　
　　二是肩负托孤重担，压力大了，动力自然就有了，不谨慎不行。以前属于闲居和草创阶段，无论如何搏一搏总是必要的，过于谨慎，无异于坐吃等死；如今不一样了，小皇帝年幼，国家兴亡，系于自己一人之身，到了该谨慎的时候了。
　　
　　三是第一次北伐的惨败，也即著名的街亭之役，此役堪称诸葛亮一生中最大的军事失利。血淋淋的教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中更加谨慎和小心。
　　
　　与其说诸葛亮自诩谨慎，倒不如说他后半生不得不谨慎。在这种形于外的谨慎背后，还交织着太多的无奈与成熟、责任与地位等复杂因素，可见其心里面不一定就乐意事事谨慎。比如他经常搞出一些“奇技淫巧”的发明，难道不是想排解内心那种挑战“刺激”的追求吗？（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