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在香港，北岛约给《今天》写一篇关于七十年代的文章，今天，他来信说，稿子已刊发在冬季号，并转李陀选入正在编辑的《七十年代》一书。他发表以后，我也可以发在这里了。
　　
　　藏乡来了《水浒传》
　　
　　十五岁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级。
　　
　　不是正经的初中，叫戴帽子初中。就是原来的公社中心小学加开了个初中班——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新事物。上课的还是原来的小学老师。
　　
　　学校围墙里有几棵大白杨树，是革命圣物。红军长征所经过“雪山草地”的雪山部分，就是我故乡那一带地方。红军为了筹集过草地的食粮，在这一带等待麦熟，多所盘桓。毛泽东曾住在学校对面的土司楼中。红军来了，土司跑到山上躲藏，毛就在楼中读土司家藏的汉文《三国演义》。就是这个时候，毛在这几棵白杨的某一棵上拴过他的座骑。
　　
　　学校并不因为在偏远藏区，就能躲过文革风暴的席卷。除了语文与数学还有大致的教材。化学课到学校外的生产队去生产堆肥。物理课是到农机站看修理拖拉机。学到的这些东西，初中毕业回乡时短暂用过。
　　
　　如今回想起来，小学到初中，八九年学校生活，也就是认识了两三千个汉字。
　　
　　学两三千个汉字有什么用处呢？我不知道。似乎就是用来学习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和模仿那种雄辩的腔调写批判文章。我把这个疑问告诉老师，老师默而不答。另一个并不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却说：等你认了更多的字，就可以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还有列宁和斯大林的书。
　　
　　这位老师身体瘦弱，但她剪一头齐耳短发，总是很精神振奋的样子。她喜欢折腾我们这些住校的学生。每天，她早早起来，催我们起床，集合起来，开到学校背面的山坡上去干各种农活。地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们还没有下地，我们这些学生却天天早起，干到太阳出山。等社员们陆续来到地头，我们才下山去吃饭。干了一个早上的体力活，定量的二两稀粥怎么可能吃得饱？刚上了两节课，出来做课间操，肚子就饿的要命，剩下两节课，哪能集中精神听课，心心念念盼望时间缩短，人快点站到伙房卖午餐的窗口跟前。
　　
　　这位老师，我们越是躲她，她却越发幽魂一样来纠缠。那时学校没有晚自习。有好心的老师告诉没事早点上床。这样，晚饭的吃食可以残留一点，以对付次日早上的体力劳动。而且，衣服和鞋也不会那么费。但有一天，这位老师又有了新发明。说要带领我们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学什么呢？读《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这情形相当黑色幽默。拿起书，老师自己就把这些复杂的外国句式念不断句。更不要说我们这些一开口说汉语就让人听出浊重蛮子口音的中学生了。虽然我们也努力思考，但怎么也不明白杜林说的“世界在时间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限的”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这怎么就是唯心论，怎么就形而上学了？好在不但我们不懂，就是老师自己也懵然无知。
　　
　　但她偏要我们写学习心得。结果，只好找了报纸来抄。有一个同学抄得最妙。说通过学习，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于是，我作为一名先进代表，光荣出席了温江地区妇女代表大会”云云。须知，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我们是在一个藏族自治州，不知这个“温江地区”在何处何方，而且，这位曾经短暂做过我同桌的，他是个男生。
　　
　　这样的学习自然只好无果而终。
　　
　　我们那时不知道这些书是毛主席要全国人民都读的。那时因为讨厌这些书，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们偶尔也大发议论。毛主席真是英明。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他早知道读书没用。这位喜欢站在窗外听我们谈话的老师，于是长吁短叹，痛心疾首地用手里的竹竿敲打我们的寝室窗户。
　　
　　听着夜里老师离开的脚步声，我们从被子里钻出来，忍不住大笑。
　　
　　我们以这种大笑表示我们讨厌书。我们才不想知道什么“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是什么意思。这些话对我们这些汉语都说得结结巴巴的藏族乡村的少年来说，本来就没有任何意思！
　　
　　而且，对假装懂得的老师同样也没有任何意思！
　　
　　我作为大笑者之一，被老师叫起来去谈话。
　　
　　谈话地点在老师家自已搭建的小厨房里。
　　
　　我和另一个心怀不满的同学，把从农民那里得来的烟丝，悄悄混入到她家的正在发酵的一盆面粉里。动作完成便心怀内疚了。这是他们全家明天的伙食。后悔却是来不及了。那天老师流泪了。我们隐约听说，她的入党申请一直不被批准。她一流泪，我们相信这传言肯定是真的。于是，同疚与同情相互作用，我彻底原谅了她。
　　
　　第二天，我们不等她来催促，就早早起了床。
　　
　　在地里，我们拼命劳动。我们都是乡下的孩子，镐头对我们单薄的身体来说，固然是沉重了些，但我们正在长大！老师看见了，还是摇头叹息。说：“你们怎么不喜欢读书，怎么这么不会读书。”
　　
　　我们就是不喜欢读书！
　　
　　我的这些同学，大多数真的就从此害怕读书，从此逃避读书。
　　
　　而我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喜欢读书的。
　　
　　但这是自己的发现。
　　
　　那时，这个距县城有七八公里的乡村学校旁建起一个造纸厂。每天上午，那工厂的什么地方就排出很多蒸汽。蒸汽带着浓重的刺鼻气味四处弥漫。这呛人的气味使我们可以借故在课堂上大声咳嗽，来表示对读书的厌恶。
　　
　　那个纸厂成了学校旁边的一个怪物，它时常发出呜呜的叫唤，使剌鼻的味道四处弥散。
　　
　　有一天，有同学突然醒悟，说：“化学，这是化学的味道！”
　　
　　之前，老师说，堆积起来发酵的肥料堆里有化学反应。但我们从不相信人屎与畜粪混合的臭味和化学有什么干系。纸厂的大机器排放的气味那么陌生，又那么刺激，这才是化学！于是，我们结队去看那个有真正的化学的地方。那时的工厂真是稀有而骄傲。怎么会让我们看到化学怎样在机器里幻化出化学的味道？
　　
　　同学们怏怏散去。
　　
　　我心有不甘，忍耐着工人们不屑的眼光，在厂区徘徊，没有离开。
　　
　　我的鼻子终于嗅到了异样的气味。一种臭烘烘，又不是农家肥的味道。也不是乡下皮匠沤皮子时的味道。这种味道把我带到一个池边。池子里有很多水，戴着口罩的工人正从卡车上把废纸和书籍扔进池子里，再弄上些味道呛人的化学品。他们要把好好的书沤烂了，再送进机器里做成灰棕色的纸。不是用来写字的纸，而是可以用来包东西的纸。把好纸和好纸上的字沤烂了做成次一等的纸。
　　
　　我突然有些怜惜这些书。
　　
　　工人们散去了。池沿上还有好多散落在地上被人踩脏了的书。我捡了两书塞进怀里。
　　
　　晚饭后，坐在拴过毛主席座骑的白杨树下，我要自己发现这书里写了什么。第一本，没有封面。写得是苏联的事情。集体农庄。拖拉机，上进的年轻的拖拉机手。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这些都很像我的老家正在展开的经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但这些事情写在书里熟悉又陌生。也有熟悉的东西。畜栏的味道。妇人们的粗鲁的调笑。还有植物：覆盆子，牛蒡。名字和我们乡下的藏语名字不一样，但我一下子就猜出来是什么东西！而且，还有蘑菇！
　　
　　我看第二本书，不太懂。是写一个遥远的国家。一个非洲国家。它的大海。它的高山。它的天气。完全陌生。但又十分具象。它的首都。它的矿藏。它的人民——黑得像夜一样的人们的照片！从此我这个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开始逃课。不断去那个纸厂。在池边徘徊，趁人不备，捡几本书回来。跑到学校附近的苹果园中读那些书本。直到苹果树挂果了，成熟了，被人民公社的社员严加看管了。我又找到学校背后一段河堤，读那些书。天哪，我喜欢书。我喜欢读书！书使那么多遥远的国度来到眼前！何况还有爱情！
　　
　　我还弄到好几本薄薄的根本看不懂的《中华活页文选》。
　　
　　可惜，那个纸厂很快就停工了。因为再也没有书可以拉来沤成纸浆。
　　
　　这时，假期到了。不是正经的假期。那时的农村学校，惯例的寒暑假之外，还有两次半个月的农忙假，分别是五月的春耕与十月的秋收时节，我们都要回乡下去帮忙。
　　
　　劳动时，我那松松垮垮的藏式袍子怀里也揣着一本从纸厂得来的书。
　　
　　那时，我父亲做过一阵生产队队长。他当过兵。在部队见过有文化的人。自己也能读会写，所以愿意我喜欢书。有时，他会说，别干了，去队部取报纸来，休息时给社员们念念。我就去回队部去取报纸。空手走在路上，比在地里弯腰干活轻松多了。路平一些的时候，我会把怀里的书取出来，边走边读。
　　
　　等我把从学校带回家的书读过好几遍的时候，我在队部有了意外的发现。所谓的队部，就是生产队的仓库。在几间粮仓中辟出一间来，挂上毛主席像和一本日历，两份报纸就是了。每隔两三天，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从二十多公里的公社来，把报纸从窗户扔进队部。某天，我打开队部的大门，发现地板上不仅有一卷报纸，还有一捆书。
　　
　　现在想来，这样的汉字印刷品出现在一个讲藏语的村庄怎么都有些怪异。但那时候，它们就那样出现了。堂而皇之，自自然然，理直气壮。
　　
　　我犹豫了好长时间，要不要把这捆书打开。那个包裹，角上的牛皮纸磨破了，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批判材料。我终于忍不住，打开了那本书。是两套书！两套一样的书！《水浒传》。中间那个字我不认识。我飞跑着拿了一套回家，藏在床上的褥子底下。然后，才拿了报纸到工地去念。脑子里却是那三个字的书名在不断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