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季羡林老人，人们说的更多的是他的学问，加在他身上的头衔有很多个：“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五四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的缅怀，对近代无“大师”的哀叹不绝于耳。于是，季羡林先生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对那种学贯中西，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的期待。

可是，当真，人们真的那么看重学问吗？就在今天早上，笔者还看到一篇文章，讲社会上日渐风靡的“读书无用论”，讲“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豆浆的”，还有诸如“大学生毕业后沦为卖猪肉的”这类新闻报道，的确给满心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实现“鲤鱼跃龙门”的阶层上升之梦的中国人泼了一盆又一盆冷水。

所以中国人对于读书的态度历来暧昧，与其说他们看重学问对于丰富个人精神生活的作用，毋宁说他们更希望通过钻研学问，获得一点现实的利益。这点现实的利益，在古代是科举考试的功名，是官位，是出入庙堂的资格和俸禄。现在人们说的更直接，就是将来有口饭吃。于是乎，在倡导精英教育，培养“大师”的高等学府，人们不再享受钻研学术之乐，而以毕业后端稳一个饭碗为第一要务，而现实的处境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有时候都比他们更有竞争力。钱理群曾苦涩地称这一代人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国人拼命读书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中国学生引以为傲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和那么多个雅思托福考试的高分令外国人瞠目结舌。也或许，中国人自降生以来，自带“考试”基因。如今你告诉他们读书无用，只会滋生两种情况，一种是前文提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聪明，世故，懂得配合，懂得攫取利益；一种是虚无主义，茫然，无助，不知道该抓住点什么。哪一种，都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有时候不禁令人想到：多元价值，是不是取消价值呢？

金钱利益至上，某种程度上，“成才”或许意味着“出人头地”，但绝不意味着自得其乐，造福社会。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背景下，像季羡林这样一位精通12种语言，梵语研究领域的专家才会成为被人们推上神坛的“国宝”。季羡林尽管常年待在体制内任教，但是他对人性并不缺乏深刻的洞察。他曾不无感慨地说自己在文革中被批为“牛鬼蛇神”，人人避而远之，家中门可罗雀，等到平反了，家里又是高朋满座，所以他说“世态炎凉”跟一个人的活得岁数的多少有关系。活到九十多岁的他对人性也并不乐观，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坏人，而且坏人是不会变好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完满，甚至可以说处处存在着枷锁。但是他还是主张人们“顺其自然，尽上人事。”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和中国传统的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是一脉相承的。

季羡林毕竟是外国文学专业，后来又在德国留学十年有余，梵语等语种是他的看家本领。梵语我们平常人不懂，但是他讲人生的文字，我们倒是可以看懂。这看懂，是看懂之后的淡然一笑，是静默于心。究其原因，是他的文字极为朴素，平淡，并不故作高深，就好像他的人一样。季羡林并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家学渊源，父母都是贫苦农民，他自己，也是投奔山东的叔叔那里才得到一点文化的熏陶。但是寄人篱下的感觉，对于每一个成长期的少年都不好受。少时离开母亲成为他一生的“悔事”，包办婚姻的苦涩也只能用醉心事业来逃避，文革中所受的苦并不比别人少，等到老年，父子不合，秘书虐待种种糟心的事都没有放过他。这里，生活的严酷不会因为他是“学界泰斗”就对他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他即将百岁而对他分外仁慈。人间并没有乐土，人间也并没有完满。

文一个人活得多久，多显赫，多受人爱戴，或许都只是表象。唯一幸福的源泉是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应该怎样去完成自己，其他的，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热闹是一时的，寂静却是恒久的。如季老那样找到自己的园田，一辈子勤苦耕耘，自得其乐，已然成为人们眼中的淡定人生，因为不骄不躁，心有所向，所以自成一个宇宙，不惧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