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国学宗师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

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在钱穆先生80余部、1700余万字的作品中，没有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啊？

一位已经故去25年的老者，怎么还会有新书出现呢？

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钱穆是谁？

让我们回到1933年，22岁的杨绛启程从苏州到北京读书。

与他同行的是38岁的燕京大学教员钱穆。

车过蚌埠，窗外的江南风景没有了，代之以一片荒凉。

“这段路最乏味了。”杨绛耐不住地抱怨。

钱穆回应道：“此古战场也。”一番话立刻给杨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杨绛后来回忆说，“先生对我讲，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通人”。

他们因为读书和阅历，打穿了人生与知识的边界。他们能给扁平的世界赋予丰富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让平淡的物象变得异彩纷呈。

钱穆就是这样一位“通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能够打通历史、政治、地理、文学、教育不同领域的大师。

他一贯以大远景，甚至航拍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审视我们与西方文明的差异。

他的《国史大纲》，以独特的纲领性视角纵览中国古代文明史；

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简明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史；

他的《晚学盲言》，是他在93岁高龄失明之后，以口述的方式总结了一生对中西方文明的思考。

一本尘封60年的奇书

但是，钱穆先生身上一直有一个谜题。

他生前曾经多次讲过，他最爱的并非历史，而是中国文学。但他的80多部著作却几乎从来没有涉及过文学。这一直是喜爱钱穆的人心中的巨大遗憾。

直到，这部《中国文学史》横空出世。

1949年，中国巨变。

钱穆流落到香港。他希望能够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

1950年，他创办的新亚书院在香港开课。

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钱穆亲登讲台，为从难民营走出的学生们授课。

1955年9月，他第一次开讲中国文学史，但只讲授了两个学年。

就在钱穆先生的讲台下，坐着一个叫叶龙的学生，他尽全力做着笔记。

叶龙是江浙人，能毫无障碍地听懂钱先生口音浓重的无锡国语，同时他又有速记功底，笔锋足够跟上钱先生讲课的节奏。

于是，在此后的1年中，一部《中国文学史》讲义的速记稿逐渐成型。

根据钱穆先生多位学生的回忆，钱穆讲课时别具风采。

“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常能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而叶龙这部速记稿，由于脱胎于课堂口语，所以保留了大量钱先生原汁原味的表达，甚至是先生现场的神来之笔。

但这部书稿就在叶龙先生的箱底静静躺了60年。

60年中，叶龙由青年变成了八旬老者，也早已从香港能仁学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休。

直到今天，经过叶龙先生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这部《中国文学史》终于在钱穆先生辞世25年后成书面世。

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全面扫描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怎能不说一个奇字？

文学，中华民族的故乡

钱穆一生钟爱中国文学。

而他最酷爱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句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并评价它“诵中国诗此十字，亦如读西方一部哲学书”。

10个字怎么会有这样的神奇呢？

钱穆的解释是这样的：“枯坐荒山草庐中，雨中果落，灯下虫鸣，声声入耳，乃使我心与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学，生物学。着语不多，而会心自在深微处。”

今天的中国正在向现代化一路狂奔。很多传统伦理、道德、政治思想都已经成了向前奔跑的桎梏。我曾郑重推荐的一位当代思想家熊逸，就在反复论证这个命题。

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我们的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不但不会被时代淘汰，而且会成为未来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当我们不再能从“忠孝仁义礼智信”中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时，就只有在“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找到自己生命的归属了。

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读一读钱穆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它并不能告诉你具体每一首诗词的美，但他能给你一种叫格局的东西。

什么是格局？就是在你的大脑中搭建起一个框架，能够把每一个具体的知识安放在它恰当的位置。

这样俯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境界，你熟读一千首诗词也是无法获得的。

钱穆先生已经故去25年。太多后学曾在他的肩膀上登高一望，满载而归。

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本《中国文学史》再次起步，在先生的指引下，给心灵开一条回家的路。

（《中国文学史》 钱穆讲授 叶龙整理 天地出版社 2016年3月版 ISBN978-7-5455-1749-1 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