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历史从未走远。但是，“历史和文学不同。文学可以虚构……一个想象力不发达的 绝不会是一个好 。”然而，“历史则容不得想象。”一如历史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教授在新著《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下称《追寻历史的印迹》）中所言，历史所表现的是已逝的过程，“一切必须是曾经发生过的，还必须是信而有征的。一事不知，一缺则事如。没有可靠的根据，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一个（历史）细节。”在他看来，史实比原则重要，史实既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

对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过去我们过多地依赖康、梁他们变法之后逃亡国外所写的一些东西，他们留下的史料。康、梁作为当事人，他们提供的是第一手材料，有不少历史价值，但必然会有一些失实的地方，乃至错误的观点。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目的，也有政治的目的。《追寻历史的印迹》通过比照、分析海外的中国近代史料，不但使我们对戊戌变法的看法更加立体化，对康、梁以及对其所主导的戊戌变法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杨天石认为，康有为既不能正确地区分义和团反侵略的爱国性质与笼统地排外主义错误，其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性质也无所认识。为“打击后党，排斥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使光绪皇帝复位，（他）不惜（对日、英等西方列强）以‘巨大利益’相许”。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容说谎。若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乃至“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康有为语），所谓的变法纵然能“救圣主”却未必能“救中国”。所以，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几次谈话中断言，“清政府即将垮台，革命即将爆发，中国最终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孙中山论断的准确性已经得到了印证，但“谈话（论断）也反映出孙中山思想中的若干弱点，如，将满族人看作外国人，对列强保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对人民自发斗争的积极作用缺乏认识等”。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还原、重建、说明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同时，“史家（也）必须超脱于……之上，根据历史条件独立判断。”一如杨天石所言，关于南昌起义的资料已经发表了不少，研究也相当深入。但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却很少见到。因此，张发奎的有关回忆值得注意。尽管“张发奎谈南昌起义”对有些众口一词的说法基于坚决的否定，有些回忆还与有关资料或其他当事人的说法相歧义，张发奎所谈到的一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史实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治史贵在全面，了解张发奎的看法，对全面研究南昌起义的历史显然是有益的，“如果取其中一方之说以论定另一方，那就离事实很远了。”

档案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研究历史也必然要以原始资料为基础，这是对史学家的起码要求。比如，当年的公开报道、外国学者的著作，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等。其中，核心的史料是原始档案。但是，许多与重大历史相关的档案，一般人看不到，一般的学者也看不到。不少档案，尤其是秘档，只有特定的机构特定人员经特定的批准才能查阅。即便他们形成了一些著作，也必须经过一定的审查程序才能出版，或小范围的公开。所以，档案的解密，往往成为史学创新的契机，也只有从解密的档案中才能寻求出历史的真相。一般的学者、一般的公众，从解密的档案及一些著作中就能窥见历史长河里的蛛丝马迹。

杨天石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孙中山、蒋介石的研究。其中，《从帝制走向共和》、《中华民国史》、《民国掌故札记集》、《海外访史录》、《寻求历史的谜底》、《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20余种著作，不但在历史学界与公共领域中引起了极大关注，还多次获香港书奖。其新著《追寻历史的印迹》是其厚积十多年之功所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三辑：“东瀛幕后——日本所藏秘档解读”、“隔海烟云——台湾所藏秘档解读”和“西来风雨——美国所藏秘档解读”。在这些秘档中，杨天石先生以其一贯的尊重史实、严谨求真的研究态度，对史实条分缕析，不仅告诉我们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还以孙中山、黄兴、跋钟鼎、毛泽东、蒋介石、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宋庆龄、李济深、张学良、沈雁冰、胡汉民、胡适、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黄郛等人物为线索，发掘出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其中，涉及事件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民国时期国民党的派系斗争等。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在海外秘档里追寻历史的印迹也应谨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提出的一条规则：“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当然，烛照历史，是为了映衬现在，探索未来。剥开表层的浮华和市井喧嚣，审视如渊如河的历史，让国人痛定思痛，开启了探求与现代文明同轨相合的曲折求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