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制走向共和，流血中的抉择

帝制终结在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清王朝267年的统治，让“民主、民生、民权”观念第一次为苦难深重的华夏民族所亲睹。辛亥革命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还是再一次掀开了奴役、专制、战乱的潘多拉魔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杨天石先生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下称《从帝制走向共和》）一书中，谜底会一一揭开。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一如鲁迅先生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所写的。晚清五十年，甲午战争是一道分界线。在甲午之败中惊醒过来的光绪皇帝有心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按照康有为、梁启超所描绘的蓝图启动远比洋务运动更激进的变革。在1895~1911年年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的上谕，新政内容主要包括“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法制改革，修订新律”。1906年9月，更是颁下《仿行立宪上谕》。但是，这位权力与魄力均不及明治天皇的皇帝，缺乏操作这场大变革的力量，“戊戌变法”最终成了“百日维新”。

戊戌悲歌的序章在甲午落幕之时就已经唱响，而大清帝国也犹如太阳底下的一座冰山，在逐渐融化。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自强”和“富强”之要务在于“变法”，在于对现状进行改革，在于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曾向李鸿章进“盛世危言”的孙中山则主张打破现状，摧毁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挽救中国于危亡。尽管“民主革命”与“民主改良”仅有一词之别，但却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求变呼声。所以，尽管“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尽管谭嗣同“其言之决绝悍猛实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有”。但是，“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於旧”（瞿兑之语）。所以，以“洋务改革”或所谓的“维新变法”终将成为历史。也可以说，戊戌变法之所以划上“悲剧”的句号，也就在于改良主义的不彻底性（或妥协性）。

史料是记忆的载体，是还原史实真相的证据。杨天石的《从帝制走向共和》，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加以严密的分析论证，廓清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迷雾。他认为，统治者的“新政”，改良派的“维新”，在本质上与被迫卷入民族危机中的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的“报国之门被堵塞了”，“这就不能不激起人们对反动统治者的愤怒，迫使人们深思：为什么这个政府拿中国权益去结欢‘与国’那么大方，而对爱国‘子民’倒视若仇敌呢？”谁掌握了真理，谁就将赢得群众。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言，这种反动面目的暴露，促使人们彻底的信服了孙中山及其同志的结论：只有反清革命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

“反帝而不依靠人民，不发动工农群众，必然无所成就，最终仍然要……”杨天石在《从帝制走向共和》中强调，“没有人民大众的参与，当然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后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这是后话。有些事情，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去解释，本来是清楚的；如果按照某些教条主义原则去解释，就越说越糊涂。所以，如果考虑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特征，为了救国或振兴中华而建立一个强大的、实行共和制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国家的所有人，都应当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虽然他们或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或主导力量，但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在于出现了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共和知识分子，就在于共和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力量。

皇冠落地，中国历史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先生的史学论文集《从帝制走向共和》，内容涵括从戊戌政变至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三十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台前幕后、因果背景等等。如，孙中山与章太炎、黄兴、何天炯、廖仲恺等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对革命事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再如，孙中山的被迫离任与袁世凯的上台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以及孙中山对黄兴与康有为的关系的态度及导致的后果，等等。斯时之中国，处于从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关键时刻，风云激荡，思潮纷涌，群雄并起，在《从帝制走向共和》一书中，杨天石不但解读了教科书外的诸多细节，还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隐微不彰的史实，还原（或重构）了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