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国学人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跋涉中留下了坚实的印记，季羡林先生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卓越学者。作为东西方语言文化研究的泰斗，他关于文化比较及其前景的论述并非工笔，而是畅快淋漓的写意，饱含浓厚的问题意识，这在《风物长宜放眼量：季羡林谈传统文化》这部论集中体现得颇为明显。这部论集选自季羡林先生的论文、杂谈和讲稿，分“我的国学观”、“民胞物与，天人合一”、“要拿来，更要送去”、“西方不亮东方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五辑。论题集中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将起到的重要作用，呈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开阔视野。该书不仅体现了作者“沉浸酿郁，含英咀华”的文化反思之功力，也体现了编者的敏锐视角与独运之匠心。掩卷沉思，有三种文化思路颇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简要述之如下。

首先，纵观世界文化交流史的演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学东渐与东学西进依次展开。季羡林先生将世界文化体系分为四部分，一为中国文化体系，二为印度文化体系，三为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四为希腊罗马文化体系。前三种属于东方文化，第四种乃是西方文化。在历史上东方文化频频西传，百余年来西学东渐亦成一时之潮流。弥补数百年来因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所导致的现代化之缺陷，需要发掘“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以之解决全球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复杂而深刻的文化问题。由此在新的文化交融中使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更合乎理性，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此乃实现人的自我提升和完善和谐人际关系的文化良方。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欧洲启蒙学人高度肯定，不应忽视欧洲现代化的中国要素。季羡林先生回顾了欧洲启蒙学人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认为启蒙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都间接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等赞赏中国的无神论、唯物论、自然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强调的道德关怀，在有“欧洲孔夫子”之称的重农学派思想家魁奈的著作和英国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都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文化的浓重笔墨。这种思路拓宽了近代以来欧洲启蒙对中国现代化之影响的历史视域，而在三百余年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中考量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发展之贡献，进而展望在当今和未来文化对话中的中国文化传播前景。

再次，作为由56个民族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意义重大。季羡林先生特别谈到钱穆先生在毕生最后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唯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于此。”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强调“三纲六纪”等伦理规范，而且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将“礼义廉耻”的道德标准上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孝道和气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重的分量，爱国主义更是历代传诵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些文化内涵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之更好地开掘人类文明的潜能十分必要。

进而言之，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异彩纷呈的文化交融与创新的场景在网络生活和时尚节奏中光影频现，与此同时，文化迷失、文化错位、文化失语等现象也在不断挑战人们的价值神经，如何在经济稳步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确立文化的精神高地，成为物质渐趋丰裕的人们的必然选择，因为文化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在现代化的合理探索中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也是解决复杂而深刻的世界文化问题的有益之举。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应以辩证的方法和历史的视野整合塑造中华民族文化自我的传统基因，使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在实现中国梦的途中彰显精神境界和思想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