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外获得一片沸腾赞美的同时，在苏联国内却遭到了猛烈批判。

让此前已经因为自己这部作品身心疲惫的老人遗憾的是，这些赞美和批判，主要的均非文学性的，更多的只是政治性的。国内专业的和普通的读者们将小说在国外的发表和获奖视作“国际反动派一次挑衅性的出击”；批判小说作者“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其行为是“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进步事业的背叛”；甚至谩骂作者“政治上和道德上堕落”，“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一些激情的“革命群众”在帕氏住所周围举着标语牌游行，叫骂着“犹大，滚出苏联”，用石块砸碎帕氏家的窗玻璃。

同时，西方一些以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评论家将小说赞誉为“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将帕氏获奖称为“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

对于压根儿未曾读过该小说哪怕片言只语的国内读者的谩骂（此时，名声在外的《日瓦戈医生》尚未在苏联国内出版），帕氏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同样，对于国外那些政治性远远强于文学性的高声喝彩，帕氏也只能报以苦笑：“他们只是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了那么三页。”

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小说主人公日瓦戈医生所要表达的，恰是一名普通俄国知识分子对于强者们掀起的一次次不同颜色政治狂潮的厌恶和回避，对于政治狂热者们以其真诚信仰的形形色色“伟大目标”为旗帜的群体运动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性破坏的谴责。日瓦戈医生或帕氏们心灵孜孜追求的，是普希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所向往的：“我现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愿望是安静，再加一锅菜汤，锅要大的。”他们渴望生活其中的社会能够“以善为善”、“以善引导向善”；他们醉心于对于“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美，质朴的美”的探索和追问。让他们感到压迫和恐惧的，他们极力厌恶、躲闪的，则是老辣的政客们和不成熟的政治狂热者们雄心勃勃的、被当做激情工具的政治狂想，“天地间那些琐细的争执，重新瓜分世界之类，对不起，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情”。

这是追求心灵宁静、渴望享受平凡生活美丽的俄国普通知识分子、一切普通知识分子在这个任由强势政治势力逐鹿蹂躏的社会上无奈却执着的灵魂追求。

但是，像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俄国普通知识分子尽管心灵深处深深向往平凡生活的宁静，对于沙皇专制政权强加给他们的身心折磨，他们充满着较一般民众更加刻骨铭心的深恶痛绝，他们较一般民众更加渴望、更能理解社会变革包括政治革命对于大众福祉的意义。“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这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切除了，一下子就把千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的、奉若神明的不合理制度判处死刑。这种无所畏惧的、讲求彻底的精神，是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这是来自普希金那种毫无杂念的光明磊落和托尔斯泰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从日瓦戈医生与其岳父——一位博学的老学者、旧贵族的这段对话中，不难阅读出处于革命与战争环境中的日瓦戈医生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微妙态度。这种态度和心路历程，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如出一辙地重演着。

然而，与所谓红色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心路历程不同，瓦戈医生尽管一度对革命充满激动肯定，但他终究未能从“幼稚的民粹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而“成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或任何颜色的革命家。相反，他终生保持在自己那种“不成熟”的、对平凡生活之美的思考和迷惘状态，即便将其在碱水酸水中泡上十遍八遍，他也不会成熟起来，他也不会成长为像拉莉萨的丈夫那样历经磨难修成正果的坚定革命者、事实上的被革命异化者。拉莉萨那个有多个化名的革命家丈夫的信仰是真诚的，他相信自己找到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意义和人类理性追求的目标，并在为此奋斗的革命活动中变得坚强坚定。这种坚强坚定往往被认同为人生的成熟和信仰的执着。然而，恰是这种所谓的成熟和执着，使一个个信仰者成为偏执的、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强大控制力和杀伤力的恐怖分子。

应该为日瓦戈医生庆幸。他未能“成长成熟”起来，他一直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的人存在——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被外物异化者，多出了一个正常人，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这段对话暴露出，日瓦戈医生之所以激动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是因其将革命的精神驱动力理解为“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无所畏惧的、讲求彻底的精神”，理解为“来自普希金那种毫无杂念的光明磊落和托尔斯泰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遗憾的是，革命不是这般面目，革命未能满足日瓦戈医生的自作多情。

其实，从这段对话以及日瓦戈医生接下来的思索中，已足以猜测出他此后的种种遭遇。“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要建立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要求首先清出相应的地基，他会等待着旧的世纪先结束；他在动手创建新世界之前，先要左顾右盼，要求这个条件，要求那个条件。可是现在，您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是历史的奇迹。”“不用事先选择良辰吉日，而是碰到什么日子算什么日子，就在电车在城里来来回回跑得最紧张的时候开始。这是最了不起的，只有最伟大的事业才这样不讲究方式和时间。”

帕氏或日瓦戈医生尽管在赞叹中似乎不认同老一套的建立新世界新纪元那种讲求条件、讲求左顾右盼、讲求良辰吉日的方式，但纵览其一生的言行，他们心灵深处恰是如此这般传统秩序和规则的坚持者，是理性的条件论和环境论者。这种表面保守消极的精神，恰恰是与每一次激进却庸俗实用的革命相对立的理想主义精神和高贵气质。即便革命这个词汇并非帕氏所厌恶的，那也只是人类心灵的革命，以善引导向善的道德的革命，以每个人都能够平凡诗意地栖居在和谐安宁世界为一次享受过程的革命。于是，其在社会革命和变革环境中的灾难早已被天性注定。

当一些政治势力囿于政治意识形态目的将《日瓦戈医生》作为批判的武器时，他们其实已经成为帕氏人生理念的反动，已经成为帕氏所要极力逃避、躲闪以及憎恶的那种破坏了平凡生活之美和心灵宁静的强大势力。心灵中存有安宁和谐追求的知识分子追求安宁和谐而不得，他们一定渴望改变；当政治势力以此为借口和工具唆使甚至诱拐人们投身政治运动，他们已经成为渴望宁静和谐的人们的敌人和摧残者。

不妨设想一下：当那些被另一种颜色的政治意识形态左右着的政治狂热者、帕氏赞美者持戈矛背火枪走上街头发动了一场革命并获得胜利，作为胜利者，再次阅读帕氏笔下关于革命动荡和战争破坏性的描写，不知他们该对帕氏如何重新评价？当我们为一个世纪前帕氏对于革命和战争残酷的描写高声叫好时，为何还要在今天欢呼强势集团发动的一场场杀伤力更大的现代化战争呢？而且这些战争就在眼前血淋淋地上演着。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相对蒙昧时代的残酷革命和战争固然是破坏性的，发生在今天相对文明时代的流血革命和战争，不管它们被染上何种颜色，都注定更加罪不可恕！      

无法理性的人生如此吊诡！

另一种颜色的政权新主是否会在改朝换代后，以与其曾经的革命对象相同的手段对待帕氏呢？

肯定的！投掷石块者和顶礼膜拜者总是同一群人。中外历史为此做了冰冷的注脚，人类文明史正是在那些坚持人生真善美追求、不识时务、永远都无法“成熟成长起来”的思想家们的血泊中艰难前进的，在任何颜色的政治革命和政治变革者眼中，他们注定只能作为革命和变革的对立物、批判对象，以消极保守、落后腐朽的面目艰难存活，在来自左右的双重打压下，用鲜血为人类谱写一曲曲壮美的生命哀歌。这些处处被逐的“丧家之犬”，才是人类各个族群中最伟大的探索者。

今天中国社会中那些将帕氏作为反意识形态勇敢战士的帕氏崇拜者其实未曾读懂帕氏，迟早有一天，他们中间那些能够回归灵魂宁静的思考者将发现，他们因需要而崇拜的偶像会让他们尴尬、惭愧。

“啊！有时候多么不想听这种毫无趣味、毫无意义的人类的高谈阔论，沉醉于似乎默默无语的大自然中，沉醉于不声不响的、艰苦的、长时间的顽强劳动中，沉醉于静静的、香甜的梦境中，沉醉于美妙的音乐和因为心灵充实而无言可说的、轻轻的心灵接触时的宁静境界。”

在帕氏那里，任何强势角逐的理论都毫无价值，只有生活之树常青：他所孜孜以求的，是人类在平凡生活中的和谐相处，共享美好生活，而非将人群分为白色或红色、先进或落后、保守或激进。帕氏嘲笑，政治狂热者头头是道的理论体系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心灵的空虚、对平凡生活之美感受的天分缺失。人们生活其间的社会，因为颜色不同但均标榜自己“灿烂辉煌伟大”的辞藻而变得空洞和令人讨厌。

正像卡尔·波普尔质疑某些主义为人类设计了终极奋斗目标从而有绑架、胁迫人类的嫌疑一样，帕氏也从不赞同任何一种为人类设计终极奋斗目标的政治理想。在他看来，人类没有终极目标，人类生活之美，在于用宁静的心灵享受平凡生活的这一天、这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