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中国影响深刻的伟大文学家，鲁迅的日本经历是众所周知的，他是陈天华、秋瑾同时期的中国留日生，而且回国后，与日本文人和出版人一直有密切的联系和很深交情。譬如在上海开书店的内山完造，与鲁迅一生至交。

鲁迅是去日本学习医术的，但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他的，是他的文章，更确切地说，是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一针见血的剖析。

鲁迅为何对中国国民性看得那么真、那么深，达到了“稳准狠”的地步？

桑原骘藏，日本着名历史学者。1914年，他在《东洋人的发明》中，介绍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同时指出∶“造纸、印刷术、罗盘、火药固然是伟大的发明，但可惜的是，其老祖宗的东洋，经历几百上千年，依然未脱旧态。”

桑原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认识，与后来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见解不谋而合。与桑原同样的感慨，可在鲁迅杂文《恨恨而死》中找到。文章也讽刺中国人只知“将火药用来做鞭炮”、“将罗盘用来看风水”。

桑原将中国国民性首先归纳为“保守”，并将这个特性视为中国人的天性。

同样，鲁迅也对中国人的保守天性刻骨铭心，那句“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名言就是对此劣根性的深恶痛绝。

保守为何成为中国人的天性？桑原是从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演变史找原因，而鲁迅也认为这些是历史堆砌的产物。桑原对“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进行了详细考证，而鲁迅的小说《药》、《狂人日记》均写及食人肉。那位“狂人”翻开历史书，透过字缝，居然看到：“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看透旧中国这方面，鲁迅与桑原到底谁“吸收”了谁？无从考察说不清，但一个显着的事实是，鲁迅在中国籍籍无名时，桑原在日本乃至东方学界早已是名声鹊起了。

鲁迅与桑原的“暗合”，客观构成了中日两个不同空间对映的双面镜。在这双面镜子里，中国人的保守、多疑、懦弱等国民弱点表露无遗。

诚然，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未必是对同胞的蔑视，而桑原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当然也不能臆想为对中国的爱。两人在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时心境应该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大约是“爱之深责之切”，而桑原也许是“唇亡齿寒”。

在东洋世界里，中国率先遭到西方列强的瓜分。当时日本学者讨论东方的局势时，将中国和日本置于同一阵营。桑原的《东洋史说苑》就提到了这一点，将中日处境描述为西洋殖民扩张之下所共有的担忧和抵抗冲动。

中日能否联手保卫东方、对抗西方？这个愿景没有实现，反而日本成为“东方西人”，索性加入了瓜分中国的西方阵营中。“东亚共存共荣”不幸被日本军政府盗用，东方形势发生了质变。

鲁迅在日本全面侵华前一年辞世，对于日本，他恶评的语言不多，乃至后人为证明他的爱国心，去他的文海中去捞反日的只言片语。

“亲日”是汉奸，“亲俄”就是爱国者吗？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个奇怪现象，没头脑的人往往执意以汉奸去骂思想有深度的人。从文化交流看，鲁迅“亲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长远的国民精神改造而论，这种“亲日”并无什么不妥，与“汉奸”也并不搭界。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也许他很深知：以邻为镜会比孤芳自赏有益得多，相似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兴衰之道，在疗治中国国民精神上，日本学者那里也许能提供更准的“解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