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这位传媒达人，因解读《论语》、《庄子》而红极一时，俨然是当今文化时空中最耀眼的新星。它在《百家讲坛》一亮相，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边是大众称赞它为醇香美酒，喝得有滋有味；一边是有些学者列举其学术“硬伤”，以为如此解读《论语》不能容忍。从表面上看，尽管于丹对经典的解读不够深刻周延，给人一种“借壳上市”的感觉，但对抚慰当下浮躁而焦灼的人心无疑是有所裨益的。然而，于丹开宗明义：“《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个断语贯穿于她对《论语》、《庄子》的全部讲解，谆谆教导人们，对于任何会使心灵不快乐的事情都要看淡和顺应，用“内心的强大”化解人生的遗憾甚至苦难，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人，这就背离了现代主流价值观，而可能把受众引向逆来顺受的平庸之路，从而产生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那么，假如鲁迅在人间怎样看于丹？我揣测鲁迅定会怒不可遏，痛陈于丹思想复古，压制人本主义。因为于丹在试图涵养鲁迅痛切抨击的“国民劣根性”，客观上不利于公民树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妨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已具宗教雏形，后经过儒、释、道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在封建帝王有意识地推动和宋明理学的改造下，终于形成了中国的宗教——儒教。儒教的教主就是孔子，他教导人们要注重自我的宗教训练，加强内心的忏悔和涵养，把返观自省的修养功夫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在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者都要求把儒教的“三纲五常”奉为天经地义，因为这种宗法思想最适合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当然，《论语》不等同儒教，但《论语》是儒学教义之基。朱熹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虽然是在说明学习“四书”的顺序，但也道出了《论语》在儒教中的根本地位。

儒教有其积极意义，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原则，是普世伦理的基础，但儒教毕竟是为小农经济服务的，在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代，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它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是保守消极的。在封建社会，儒教的桎梏，造成人们的心理畸形、变态，即为鲁迅所痛心疾首的“国民劣根性”，社会上形成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任继愈说：“一个人长期囚禁在幽室，必然苍白失色；一株大树生在大石缝中，其根必然盘结扭曲。儒教压制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抬头，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心灵。鲁迅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儒教长期流毒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儒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都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并设计了一套完备的修养方法，牢牢地对人们实行思想和精神控制，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列宁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这是对于丹解读《论语》的最好解读。于丹解读《论语》的最大问题，是教导人们修心养性“灭人欲”，快乐地容忍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境遇和秩序，其意图是泯灭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使人消极适应世界。

“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周国平对于丹解读《论语》的浅薄和粗陋批评道：事实上，无论《论语》、《庄子》，还是柏拉图、《圣经》、佛经，核心的东西都是世界观，而每一种世界观都有着特殊而深刻的内涵。快乐只是心灵状态，不是世界观，至多是世界观所达致的某一种心灵状态。凡深刻的世界观，所达致的心灵状态决不仅是快乐，必定还有博大的悲悯，对于社会现实的关系也决不仅是超脱，必定还有坚定的批判。舍弃掉世界观，把心灵的快乐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就真会把所解读的任何一种伟大哲学稀释为心灵鸡汤了。

越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影响越深广。佛教兴盛于大唐，重要原因是高僧的传经阐义和民间绘画、故事的宣传。据唐人记载，吴道子在寺院作的佛教“轮回”系列故事画，影响了许多人，一时屠夫减少，以至于屠宰场出现了萧条景象。《百家讲坛》拥有庞大的观众群，而这些观众大多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着作缺乏系统学习，反思质疑的能力较弱，很容易被误导，极易形成共同的习惯势力和心理状态，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思想阻力。这不独《百家讲坛》需要反思，整个思想文化战线都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