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以上六点要点的确和主流的文艺理论完全格格不入的，在左翼文艺思潮占统治的主流地位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们的确是“另类”的声音，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也是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长期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甚至老舍本人也一直闭口不谈他有这样的理论思考，反而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自己一点也不懂理论，对理论一窍不通。好在，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他倒是一贯遵循自己的文学观点，并努力去贯彻。他从不赞成“主题先行论”，他总是遵循先有人物和故事，从形象入手。

在抗战初期，尤其是1949年之后刚回国那个阶段，他也创作了大量应急的配合时势的通俗作品和戏剧。他抱着很大的热情去宣传新政权的宗旨。他喜欢这个新的政权，认为它比旧制度要好得多。他衷心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赞成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方针去为工农兵和大众服务。他写了话剧《方珍珠》和《龙须沟》，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和文艺界劳动模范的荣誉。他积极按着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抱着极大的热情写了一些配合政治形势的剧本及小说，像《春华秋实》、《女大院》、《无名高地有了名》等等。他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不断的修改，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写，只起到了一时的图解政策的宣传效果，而不能保持长久的艺术活力，成了过眼烟云。但是，一旦政策和文艺环境允许，在文艺政策比较宽松的时候，当他能够返回到属于自己的文艺理念、创作方式、熟悉的体裁和特长的时候，他又获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出现了创作高潮，留下了足以称为“经典”的杰作，这就是话剧《茶馆》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

在这些作品中他凭借高超的想象力，写下了被称为“大手笔”的故事，像《茶馆》第一幕中的太监娶媳妇，第二幕中两个灰大褂讨一个老婆，第三幕中三个老头洒纸钱祭奠活人。像《龙须沟》中解放后冯狗子在恶霸被镇压之后来找程疯子道歉，一院子的邻居都要求程疯子赶快打他两下，出出气，程疯子却要求冯狗子把手伸出来让他看看，冯狗子不解其意，哆里哆索地把手伸给程疯子，程疯子说：“啊！你的手也是人手，我就放心了！走吧！”〔5〕

这些“绝活”恰恰是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中阐述过的文学所应该有的特质的光辉范例，它们感人，它们很美，它们像《月牙儿》里那个凄惨的挂在天幕上的月牙儿一样，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久久不会忘却。这就是老舍文学的魅力，它偏偏是背离了主流意识的产物。

巡警未必是坏人，学生运动未必是好事

我本人写过一篇关于老舍作品中“有人味的巡警”的论文，日本的杉野元子写过一篇分析老舍作品中学生运动的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指出了老舍作品中另一个背离主流导向的现象，那就是老舍是由生活真实出发，不理会或者不同意公认的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出发点而制定的政策，以及公认的历史定论。

老舍自己出身寒苦，出生在清末的北京的一名普通旗兵家中。到了民国时期，满族人的处境普遍不佳，尤其是在清末当过士兵的男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没有任何谋生的技能，没有土地，也没有钱粮，一贫如洗。男人们只好去拉洋车，像《赵子曰》中的赵四，有点文化的，则去当巡警，像《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女人只好去当佣人，或者沦为暗娼，像《月牙儿》中的母女。老舍小说和戏剧中描写过很多巡警和妓女。一个 的童年对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要深入了解一位 ，一定要研究他的出身和童年，可以从中找到破解这位 的秘密的钥匙，对老舍也是如此。老舍从小就接触过不少巡警和他们的亲属，甚至在他的邻居和亲戚里就有巡警。他对他们非常熟悉。他知道他们都是下层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本质上都是好人，只是为生活所迫去当了巡警，去混饭吃，去从事这种充满了艰辛、委曲甚至屈辱的，费力不讨好的，仿佛人人都可以欺服他们的苦差事。说这种人是坏人，他坚决不承认，根本不会同意，就仿佛指责他的在一个窝里长大的亲哥哥亲弟弟，而且是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窝囊气的亲人，是个只知道干坏事的狗腿子一样。他认为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划分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什么生活根据，起码是脱离实际的。他认为那样的划分是一种人为的理论，生活并不是那样的。不论是在1949年前，还是在1949年之后，他的作品中都有对巡警描写，如《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四世同堂》中的白巡长，《龙须沟》中的刘巡长以及《茶馆》中的巡警。这些巡警，有一个算一个同，通通都是好人。不错，他们是要办那些交办下来的欺压百姓的事，那是他们的职业，不能不办，但是，看看他们是多么为难，多么心痛，总是想方设法替他们的乡亲去敷衍，去托延，去化解，去消灾，甚至去抵挡，因为他们的心是在一块的，是连着筋的。在《四世同堂》的第七十五章里有这样的描写：北平发生了饥荒，韵梅一大早就去挤着在粮店门口排队，等着发那点可怜的“混合面”。粮少人多，队伍发生了骚乱，皮鞭响了，韵梅也埃了打，眼前一片昏暗，几乎站不住了。忽然，她听见有人说：“祁太太，快回家！”，她意识到这一定是派来维持秩序的白巡长。她捂着眼，摇着头，不能回家，必须拿到粮食。“把口袋，钱，粮票，都给我，我替你取，你快回家！”白巡长像抢夺似的，把东西都拿了过去。〔6〕这就是一个巡警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的乡亲伸出的援助的手，而他的职责本来却应该是去对付他们的。这就是老舍笔下的巡警。

最让老舍难办的是在写《龙须沟》的时候。他在第一幕里他写了一个巡长，姓刘，本质上并不坏，和乡里们处得挺好，能说会道，善于敷衍，心地很正，帮助丁四嫂的二嘎子找事做，关心赵大爷的病，还嘱咐赵大爷别多乱说，小心被当作“八路”抓了走。四嫂甚至言语中暗示刘巡长曾经还暗暗放跑了两个被抓住的“八路”。这个刘巡长奉命要来收“卫生捐”，被大院子里的人连损带挖苦地骂了走。他说：“我也是这儿的人，你们受什么罪，我受什么罪！别的就不用说了。”〔7〕到了第二幕，解放了，人民政府开始修整龙须沟了，老舍本意要安排这个角色担任这个地区的派出所副所长，继续担当他的本职工作，帮助老街坊们修臭沟。在1951年最早的《龙须沟》版本中老舍就是这么写的。但是，到了1951年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上演时，刘巡长在第三幕里被换成了和刘巡长不相干的警察。原因是刘巡长按当时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不可以再担任新社会的派出所的负责人的。他属于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的爪牙，基本上要被划入阶级敌人的范畴，不可以留用。（到“文革”时，更被列入“地富反坏右”之列，通通要打倒。）所以，剧院并没有按老舍的“文学本”演出，而是另有一个焦菊隐先生的“演出本”。但是，老舍坚持要出版他的“文学本”。他坚持了两年半，到了195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龙须沟》时，老舍才被迫将刘巡长在第三幕里删去，变成了两位不相干的警察，这样，才算符合了当时的以阶级斗争理论为依据的干部政策。

在老舍那里，生活是第一位的，他尊重生活，并以此为判断的唯一标准，他的口头禅是：“这是真事啊！”

老舍先生自己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在十九岁到三十七岁之间，职业一直是教师，先是小学校长，后是管理私塾的劝学员（一种教育官），后是中学教员，再后是大学讲师，最后是大学教授，他的正差是“教书匠”，1936年才当了专职写作的自由职业者。老舍的头两部长篇小说 都是和教育有关的，写教员、写教育官、写学生。他没有参加着名的“五四”运动，因为那时他已不是学生，而是教师。从教员的角度，特别是从校长的角度，他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这一特点，和胡适先生以及一批当时的文化人，特别是主办教育的学者、教授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和激进的左派学生和革命家们的态度是正好相反的。由于左翼思潮后来随着革命进程的高涨渐渐成了主流，那么，反对学生运动便成了逆流，被视为反动的，是不可取的。于是，老舍的这一观点便成了另一种逆反。

老舍文学中最典型的反对学生运动的作品始于《赵子曰》，到《猫城记》时达到了顶峰，在《骆驼祥子》中也有所涉及，再有便是短篇小说《大悲寺外》了，其实在他三十年代写的诸多短篇小说也都有所涉及，如《黑白李》、《且说屋里》等等。

其实仔细读过老舍这些涉及学生运动的作品的，不难发现一个特点，老舍所反对的，其实是那些学生运动中的极左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打倒一切”，以及打着学生运动招牌胡闹起哄的坏事坏人和冒牌货。他并不反对学生运动真正的目的，比如救国、比如打倒帝国主义，这些是他双手赞成的，而且爱国主义始终是老舍文学的中心议题，由《小铃儿》开始，一直到《正红旗下》，即由第一个作品开始到最后一部作品为止，始终是他的文学创作的中心主题。所以，应该说，他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学生运动是持拥护、赞成和同情的态度的，这一点可以清楚地由他的1936年写的短篇小说《且说屋里》得到证明。

学生运动中极“左”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打倒一切”，在老舍作品中集中表现在殴打老师，把老师当敌人，羞辱他们，吊打他们，直至打死学监、校长、焚烧图书，捣毁图书馆，无故不上课等等。这些在《猫城记》和《大悲寺外》里都有深刻的揭露和刻画。

老舍最有争议的作品，受到左翼严厉批判的是《猫城记》。《猫城记》的矛头除了在经济、政治、教育、军事、文化各领域全面批判了旧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黑暗之外，老舍也指责了当时的进步势力，批判了他们的极“左”，批判了他们的脱离群众和打倒一切。他以“大家夫斯基”、“马祖大仙”、“红绳军”等等暗指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种种错误作为。老舍写《猫城记》时是1933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至1933年的五、六年内，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机会主义路线，犯了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其中一次是1930年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另一次更严重的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这两次大的“左”倾机会主义让中国的革命蒙受了惨重的失败，百分之百地损失了白区的革命势力，红色革命根据地除了陕北一小块之外损失殆尽，红军主力损失了十分之九，中央红军三十万人锐减至三万人。老舍作为一个敏感的旁观者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尤其是在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里，他看到的满眼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种种错误主张和实践，归结起来就是排斥一切同盟军，完全形成孤家寡人，冒险盲动，搞无谓的牺牲，直至把自己在大城市里全部搞光为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老舍创作《猫城记》和《大悲寺外》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经过八十多年的沉积，现在可以毫不隐讳地对这两个作品做出公正客观地评价，对它们进行彻底翻案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时机完全成熟了。中国共产党自己早已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算，对当时的错误做法给予了完全的否定。〔8〕这样，老舍作品中那些指责学生运动中过火的行为的篇章也并不为错了。特别是经过“文革”红卫兵学生运动的劫难之后的现代中国人回过头来更是钦佩老舍先生的深刻和远见了。

带笑的文化批判

老舍的厉害是他的幽默。

幽默是老舍文学最大的特点，幽默是可以把老舍和其他几位同时代的文学巨将区别开来的主要标识。

围绕着老舍的幽默一直以来争论很大，为此老舍本人也花了大量笔墨来解释他的幽默。但是，由于鲁迅先生不喜欢幽默，他强烈批判过林语堂倡导的幽默，顺带着也对老舍的幽默表示了看不上眼。从此之后，在左翼文艺评论中，老舍的幽默便等同于耍嘴皮子、油腔滑调一类的轻浮玩艺，被划为另类，成为逆流。

相比而言，鲁迅先生对老舍的批评是当然少的，正式见诸他本人文字的也不过两段，都是在给友人的信中，老舍自己是后来才由《鲁迅全集》中读到的。其中一段是说老舍的“地方色彩颇浓厚”，另一段在1934年6月18日给台静农的信中，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