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也偶尔流露，从 这一维度对萧红的评价。1941年3月7日，他在延安与T（应该指丁玲──论者注）再次谈到萧红，当天日记载有：”我告诉她，萧红是常常鼓励我的，她是有正义和文艺气氛的人，她和我离开，原因不怨我“，并接着感慨道：”T和红是不能相比的，红是有晶莹崇高感情的……“[41]此时，二萧分手快三年，萧红在香港埋首创作，已完成《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巅峰之作。萧军是在让家庭生活中的王德芬以及作为 的丁玲与萧红的对比观照中，体察到萧红作为女性的卓异之处。但即便此时，他对自己与萧红分手中所应该担负的责任似乎难有一份平和而理性的心态，言下似乎更多简单归之于端木蕻良的出现以及萧红选择的草率。

1942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萧红逝世消息。萧军当天日记载有”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两天后的日记里，他在4月8日的剪报下面写道：

师我者死了！

知我者死了！

前文论及，无论为”人“还是为”文“，萧军在萧红面前总有一份无形的优越，直到萧红已死，他仍然将萧红看作他的效仿者和追随者，完全无视萧红离开他之后有诸多杰作问世。他自然不可能认识到，恰恰是离开让萧红作为 走向了成熟。而从萧军目前公布的1930、40年代部分日记来看，恰是二萧分手之后，他陷于更大的焦虑和纠缠中，创作上越发沉寂、平庸。写下这两句表明心志的话之后，萧军亦记下当日心情：”只是感到闷塞。我流了两次泪。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底命运。‘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愿承担起这罪过和谴责“[42]。

一个人写于当年的日记、书信，因为没有日后公之于世的预期而有所顾及或功利性，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彼时彼地最为真实的内心和思想情状的呈现。在萧红传记研究上，对于二萧情感世界的认知，几十年来一直过于依赖于萧军晚年自述。对当时事件的后续阐释毫无疑问大多带有有意无意的讳饰和自我同情。萧军20世纪30、40年代部分日记的面世，很显然对于理解二萧间情感裂隙生成直至分手的深层根源提供了全新的可能。在萧红传记研究上，这批文献将产生深远影响，某种意义上或许可能改变人们对于二萧形象的固有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