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军日记来看，二萧间的“和谐”似乎只维持至6月12日左右。萧军曾将与萧红的关系，比喻成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独”[24]。这或许是晚年萧军事后对与萧红相处较为理性的看待。本质上，萧红、萧军都是个性鲜明、充分尊重自身人格取向的人。萧红骨子里极其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庸。当活着为生存第一要义的时候，这一切也许无从体现；而当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时，人格取向和艺术取向上的差异自然凸显。这或许就是二萧何以能够度过艰难的商市街岁月，恰恰成名之后劳燕分飞的深层原因。在我看来，成名后二萧间最为根本的矛盾，除萧军的情感出轨外，还在于他自认为对萧红的救赎，始终将她当作一个“孩子”，一如导师般指导其人生，而不知道这个“孩子”在拜其所赐的苦难中早已长大。

1937年6月13日萧军日记有一段对自己帮助他人心理的剖析：“一个人对旁人有过一下援助，如果被援助者反叛的时候，就要感到失望，伤心……接着就有一种‘再也不援助任何人’的心理决定。可是过了不久，这决定又破碎了，又形成了……我是在这矛盾里常常苦痛着。[25]。这段话自然是有感而发，或许不只是针对萧红。但是，毫无疑问由一个落难旅馆险些被卖到妓院的潦倒女子到如今的知名女 ，在萧军看来，萧红自然是其援助的最大受益者，某种意义上是他创造的一个救赎”奇迹“。而”被援助者反叛“明显暗示萧红此期对其说教生出的叛逆与冲撞。联系二萧当时的关系，分析其语境这段话分明有所指。更重要的是，萧军还是将自己与萧红很自然地放在援助与被援助者的位置上进行道德衡量，其内心那份道德优胜实在太过分明。紧接着，当天日记便重新观照自己与萧红的关系：

我和吟的爱情如今是建筑在工作关系上了。她是秀明的，而不是伟大的，无论人或文。

我应该尽可能使她按照她的长处长成，尽可能消灭她的缺点。[26]

将爱情”建筑在工作关系上“，意指两人在情感上的淡漠。这意味着他们近二十天的”蜜月期“即将终结，情感上趋于冷淡。萧军对萧红”人“和”文“，所谓”秀明“的评价，实则还是想说萧红的”弱“。正因为有了如此认知，才有了他那在萧红面前导师角色的定位。由此可见，二萧之间，萧军此时以爱的名义力图指导萧红无论”人“或”文“的成长；而萧红却已然有了自己的取向与定位；更因为在历经伤痛的基础上，她渐渐丧失了对萧军的感激和崇仰，分明认识到知名男 荣光背后的虚伪与幼稚。

萧军日记6月25日记载其散文集《十月十五日》出版后，他将每篇文章重读一遍，自觉”运用文字的能力确是有了进步，无论文法或字句，全没有什么疵“，”内容也全很充实“。在稍有写作经验的人看来，萧军这些颇为自恋的自我评价，恰恰是缺乏写作自觉性的表现。他接着分析，萧红”全不喜欢“该书”是她以为她的散文写得比我好些，而我的小说比她好些，所以她觉得我的散文不如她。这是自尊，也是自卑的心结吧“。他更谈到萧红”近来说话常常喜欢歪曲，拥护自己，或是故意拂乱论点，这是表现她无能力应付一场有条理的论争“。或许，萧军无从意识到，敢于批评，不附和，恰恰是萧红自主性增强的表征；而面对萧红这一悄然发生的变化，他仍以一个规训者和指导者自居：”我应该明白她的短处（女人共通的短处──躁急，反复，歪曲，狭小，拥护自己……）和长处，鼓励她的长处，删除她的短处，有时要听取她，有时也不可全听取她。只是用她作为一种参考而已（过去我常要陷于极端的错误）当你确实认清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过去有的地方实在愚蠢好笑“[27]。当天日记接着还记载了两人为描述一个日常情景所运用的一个词句孰高孰低，发生有些动气的争执。两人都认为自己的表达优于对方，最终在友人鹿地亘的调和下平息。从这近乎孩子气的争执里，可以见出二萧当时见解的不能调和已是常态。

除了人事、文学见解上的差异之外，横亘在二萧之间的另一重因素，即萧军与许粤华的后续交往更是导致他们家庭冲突升级的导火索和心灵渐远的重要诱因。萧军日记6月30日记载了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一场严重争吵，并说因此”决心分开“。起因似乎在于，许到来之后同萧红说话，遭到不搭理的冷遇，这让萧军很受伤害，于是故意上前对许说将要和萧红分开，所以她和许之间也没有了友情，并且说对于许的事情以后还要帮助，并让她明天十点再来。如此这般自然是故意刺激萧红，但萧军认为这是萧红逼他这么做。他还写到，眼见许流着眼泪无言走开，萧红也难过地哭了。稍后，当他们在友人池田幸子的调解下和好时，萧军坦言”我也哭了“。面对许粤华，萧红申辩”为了爱，那是不能讲同情的吧？“换来的却同样是萧军的一段规训：”X并不是你的情敌，即使是，她现在的一切处境不如你，你应该忍受一个时间，你不能这样再伤害她……这是根据了人类的基本同情……“并断言萧红”将永久受一个良心上的责打“，进而得出结论：”女人的感情领域是狭小的，更是在吃醋的时候，那是什么也没有了，男人有时还可以爱他的敌人，女人却不能“[28]。

如果以人之常情看待，萧红面对萧军与许粤华的后续交往，所采取的态度似乎并没有过分之处。萧军对她的要求，对一个女人来说，虽然并非完全不能达到，但确乎是一种比较严厉的苛求。他那霸道的逻辑一仍其旧，似乎全然没有自责，更多只是责怪萧红做得不够。自此，他也感到与萧红不能达成沟通与理解，以致生成深深失望。后续日记不时出现少与萧红争吵的自我告诫。7月21日写道：”少与吟作无必要吵“[29]；24日更写道：”少和吟争吵，她如今很少能不带醋味说话了，为了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30]。1937年8月4日日记里，萧军将对于萧红的失望，阐释得非常清楚：

她，吟会为了嫉妒，自己的痛苦，捐弃了一切的同情（对X是一例），从此我对于她的公正和感情有了较确的估价了。原先我总以为她会超过于普通女人那样范围，于今我知道了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她不独有着其他女人一般的性格，有时还甚些。总之，我们这是在为工作生活着了[31]。

由此可见，至少沪战爆发前，二萧仍生活在萧军那”没有结果的恋爱“的后续影响下。萧军要求萧红做到给予给她带来巨大心灵创伤的丈夫绯闻女主角以同情和理解，而萧红做不到，这让萧军失望于她缺乏超离于普通女性的品格。或许萧军此时还怀着对许的牵念，不忍眼见许遭遇家庭困境和不堪的道德评价。在这方面，作为男性，萧军所承受的舆论压力自然比许小得多。而萧红或许能原谅丈夫的再次出轨，但无法原谅他那与”妻子的朋友、朋友的妻子“发生的不伦之恋的后续牵连。萧军夹在萧红的嫉妒还有许的无助之间，或许也是一种煎熬。他一天天感到与萧红之间爱情的死亡，只是出于工作需要生活在一起。

沪战爆发前，二萧的婚姻就这样走向名存实亡的边缘，分手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只是等待一个特定情境到来。以萧红的敏感，自然会感受到这一切，明了自己和萧军陷于婚姻的暗战。即便发生眼前的民族战争，似乎也不能改变二萧日渐破裂的家庭。战争与离乱让他们这对本身就不存安稳感的 夫妇，更无望奢求更大的安稳。经历”八一三“淞沪抗战，萧军8月21日日记结尾平静写道：”对于吟在可能范围内极力帮助她获得一点成功，关于她一切不能改造的性格一任她存在，待她脱离自己时为止“[32]。显示出他在离沪前往武汉前夕，对萧红蓄有离意的冷静。两天后，他进一步表达了对爱情的灰颓与不信任，以及对萧红那份可怕的冷漠：”我此后也许不再需要女人们的爱情，爱情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吟，也是如此，她乐意存在这里就存在，乐意走就走“[33]。

三

沪战爆发，如果二萧不能离开上海，战争或许能够转移他们基于彼此观照而生出的失望，分手也许不会来得如此之快。但是，战争促使他们转移，打破了两人那暗战僵持的格局，新的变数亦随即出现。

1937年9月二萧转至武汉，住进武昌小金龙巷，不久东北籍 端木蕻良应萧军之邀来到武汉，与二萧生活在一起。一个屋檐下生活，一张大床上挤睡的三人日久悄然产生了情感格局的变化，由三人行渐至瓜前李下。更大的变动随即到来，1938年2月6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田间一行抵达临汾，任教于民族革命大学，旋即因为晋南战局变化，民大被迫转移，萧红、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决定跟随”西战团“前往运城，而萧军却执意留下打游击。萧军长篇散文《侧面》记录了二萧在临汾车站分手时萧红的缠绵、伤感与不舍。在萧军，这应该就是用一个冠冕的理由与萧红作出的心照不宣的分手。

见证人之一的聂绀弩，对萧军这蓄有离意的分手亦叙述详尽。当萧军坚持己见，在月台上将萧红托付给聂时，面对其诧异、不解，他说出了对萧红总结性的评价：”她单纯、淳厚、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并表达了与萧红分手的原则：”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现抛弃她！“[34]可见，萧军只是不愿担负在战乱之中离弃女人的恶名，只等萧红将分手决定说出。临汾之别，亦可理解为萧军利用当时情势，一方面让自己仍然保持对萧红的道德优胜，另一方面又可以达到就此顺利离开萧红之目的。

临汾一别，萧军去五台山打游击不成，后转至延安；萧红则随”西战团“到了西安。在西安，萧红与端木的恋情逐渐明朗，而在与聂绀弩的交谈中，她同样也有对萧军的总结性评价：”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35]

这些都明示二萧情感世界再也没有修复之可能。1938年4月初，当萧军跟随丁玲、聂绀弩一同回到西安的当天，萧红就当着众人面向萧军提出分手请求。以萧军的骄傲，自然是硬气答应，即便事后或许得知萧红怀有自己的孩子而有所反悔，但情势不可逆转，萧红与端木的恋情亦同时公之于众。萧红与萧军六年的共同生活从此彻底终结。不久，萧红与端木南下武汉，5月在汉口大同酒家正式举行婚礼。萧军与一班文化人结伴西去，途径兰州与王德芬相识，旋即堕入爱河。

对于二萧而言，西安一别遂成永诀。两人后续也有一些彼此间间接关注。1939年5月16日，在成都的萧军，在当天日记里仍带着情绪写下：”他们说和我交友感到压迫，妨害了他们的伟大，红就是一例，她已经寻到了不妨害她伟大的人“[36]。萧红此时已搬离重庆市区，住在嘉陵江畔的黄桷树镇。搬离前不久，她在胡风夫人梅志处了解到萧军、王德芬婚后的情形，脸上写满了痛苦、失望与伤感。梅志自述没想到萧红”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37]

比较起来，王德芬也许并不比萧红具有更丰富的内心生活，从萧军日记来看，萧军与之一起生活不久，便产生了更为尖锐的矛盾，日记里一样记载着痛苦的呼告。此时，他也不时生出对萧红的怀念，以及对已然失去的那段爱情的痛惜。1939年9月20日，萧军深情写下：

夜间，偶然把红的信，抽出几页要看一看，但是我看不下去了，一种强烈的悲痛，击痛了我的心！我保存着它们，但又不敢好好地看它们一遍。不知她现在跑到哪里去了。我想无论怎样，大家全要怀着这个永久的悲剧的心，一直到灭亡！[38]

此后，萧军亦留意于从白朗等友人口中了解萧红的生活和创作的状况，关注其行踪。1940年2月24日，萧军日记记载，他从周围人口中获悉萧红去香港，便”有一种可悲的感觉，觉得这个人是一步一步向坟墓的路上走了！“[39]萧红的最终命运，似乎被他不幸言中。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0月7日，萧军在延安与王德芬因看戏发生冲突，日记里他由此反思与王德芬以及此前与之生活过的女人的态度：”我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命令的声调，这是一个人不能忍受的，可是芬她能忍受，这使我更不能离开她，更深地爱着她。这似乎近于感恩。我又记起红说过：‘一个男人爱女人，无非让她变成一个奴隶，这样他就更爱她了。’确的，不有奴隶忍受性的女人，是不容易得到爱了“。由此，似乎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出，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时的悲剧根源。萧红毕竟不是王德芬，所以她得不到萧军那近于”感恩“似的爱，因为她成不了他的”奴隶“。写下这些二萧分手已两年多，萧军也意识到自身强迫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女人所遵守的逻辑的怪异与霸道，不禁自问：”这是什么逻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