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管是潜规则也好,还是明规则也罢,总归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害或不收益。譬如西游上的唐僧,规则从某种意义顽固上来说,都是为他制定的,天上人间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成就他“一代伟人”的盖世功勋。 而悟空、八戒和沙僧,这三人都在配合某种规律,来成就唐僧的传奇人生。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残酷。如果不较真,那么悟空三人顶多也就是不受益而已,还没到受害的程度。但是,如果从标榜着“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规则”来看,那么悟空三人可能要如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一般,愤愤不平,要死要活,大打出手了。 有一点必须指出,一开始,唐僧对自己在这种潜规则中所获得的利益,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感受,甚至完全不自知和不自觉。造成唐僧这种懵懂状况的原因,要么是唐僧本人装傻,要么是水太深,连唐僧都被天庭、佛门和大唐帝国蒙在鼓里了。 在西游中出现的唐僧,前后反差很大。当初,他义无反顾,雄纠纠气昂昂,接受李世民的派遣,没有买保险,就毅然签下了死亡率很高的“西域之行”合同。那时候的唐僧,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和尚,而更像一个“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侠客或切格瓦拉似的国际主义战士。 后来,与悟空等人在路上会和之后,唐僧完全不是那个在长安城举重若轻、羽扇纶巾的少年英才,而沦落为一个贪生怕死、好吃懒惰、磨磨唧唧的猥琐僧人。这一鲜明对比,足可说明,唐僧并不是那种可以忍辱负重、心有大志、坚忍不拔的革命斗志。 换言之,唐僧并没有体制中那些真正优秀人物的本领、素养和心态。他似乎是被骗才上了西天取经这条贼船。从各种情况来看,唐僧没有料想到西天取经会如此艰难,他是在唐太宗(人界)和观音(神界)的共同怂恿之下,才头脑发热上西天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僧并非装傻充愣,而是被忽悠了。 一开始,唐僧并没有想过自己能从西天取经这个潜规则中获得多大的好处,或曰,他并没有主动地利用这个潜规则,至少并非蓄意谋划。只是到了取经途中,他才发现天庭的游戏规则(从未明说)是:只有他才能取得真经。而这个规则对于稳固他在取经团队中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最为保险的一把尚方宝剑。 与之相对应,恰恰是这把尚方宝剑,却是悬在悟空等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唐僧深刻地明白和领会到高层的用心良苦之后,才自我减轻了被人引上贼船的痛苦。反正,都已经上贼船了,既然有这么好的待遇和潜规则罩着,那就好好干呗。不干的话,到时候不仅潜规则不会眷顾他了,而且,他将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悟空三个被潜规则的人,也会看他的笑话。因为从一开始,他们三个就对所谓的取经没有多大的兴趣,基本上都是被迫无奈,而且一路上也逐步认识到自己哥三是被潜规则的对象。 很多时候,人一旦进入某个圈子,就必须按照这个圈子的规律来办事。不管是潜规则的受益者(如唐僧),还是受害者(如悟空、八戒和沙僧),都必须在这个规则里获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所谓的规则,明面上的就是制度,暗地里的就是潜规则了。 如果一个人试着逃脱自己已经陷入其中的圈子(这个圈子就如悟空戴的紧箍儿一般),那么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得不偿失。 因为,人永远是一个社会人,一旦形成和陷入某个圈子之后,就很难开辟新的圈子了。社会留给我们每一人的平台并非很多,实则往往很少。人的经历和境遇也是日积月累所造就的,绝非一蹴而就。当你意识到你身在某个圈子的时候,你大抵就深入到这个圈子里去了,轻谈跳出,如痴人说梦。即便跳出了,也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 别的圈子又怎么样呢,与你当初所在的圈子又能有多大的区别呢?更何况,进入新的圈子,又得重新交学费。 唐僧大概很明白这个道理,基本上做到了既来之则安之。而潜规则的受害者悟空三人,居然也安之若泰。因为,他们三个也认识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没必要再去折腾了。再说,都已然做了和尚,跟着唐僧干革命,并且有各种宣传机构的大力褒扬,再加上退休之后的待遇和行政级别有所保证,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呗。反正,这样的失足,也总比当初那种落草为寇要强吧。 制度也好,潜规则也罢,都是社会与人的关系之总和。说到底,即便唐僧这样的受益者,也并没有从潜规则那里捞到与他的付出相对应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其实是被整个制度化的社会所豪取强夺去了。社会能够实现最起码的稳定和基本的运转,是因为社会也是要有利可图的。 天庭、大唐、佛门,皆是最大的受益者。否则,人类就如当年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悟空一样,还在树上耍着呢,又何以形成社会?可是,社会是抽象的,具体的人才是制度和潜规则最明显、最看得见摸得着的受益者。 正因此,人们总是在相互比较在同一规则之下的利益大小,而不会首先考虑这个规则之上的社会所获得的利益。就好比悟空三个难兄难弟,很难从唐僧的特殊待遇中,看到天庭、大唐、佛门这三方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如此之大,却又是如此之抽象和深藏不露。 从本质上来讲,悟空和唐僧在潜规则中所各自扮演的角色,就如曹雪芹所谓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结局是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为潜规则和制度化的社会作了嫁衣裳。唐僧和悟空诸人,还真是忙忙碌碌,在西天路上“反认他乡是故乡”。 聊以自慰的是,制度化的社会,一般都可以做到最基本的“和谐”和稳定,而人只有在这种和谐和稳定的庇护之下,才可苟活。活着就必须付出成本和代价,给这个制度化的社会交一些保护费,让制度化的社会有利可图。 尽管潜规则和“明制度”都是如此顽固,但还是有人做了精彩的抵抗,甚至是负隅顽抗。《儒林外史》开篇的第一人王冕,他就对县太爷的邀请置若罔闻,宁可花钱送礼,打发县令的使者,也不赏县令的脸。后来,县令亲自白上门,王冕再次蓄意躲避,不见。 对父母官的邀请和登门拜访,作为文人,必须恭恭敬敬,厚礼以待。这在古代中国,已经高于潜规则,而是“明制度”了,可王冕就是不买这个“规则”的账,堪称知识分子倨傲、愤青的典范和老祖宗。只不过,他的行为有些做作了,为了不见县令,还要拿钱来贿赂使者,这也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怪。 诚然,王冕在《儒林外史》的“规则”中,独树一帜,演了一回大戏,演技颇高。而悟空三个难兄难弟就彻底上了天庭、大唐和佛门的贼船,必须以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凛然大义,辛苦工作,勇于牺牲,来演这一场站在意识形态制高点之上的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