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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我看金庸》对金庸触动巨深

时间:2014-07-12 08:10 来源: 作者:刘国重 点击:
题记: 金庸晚年作为,多出于:【一】求名。【二】逐利。【三】民族主义。 其中,一高于二。 而三,绝不比一二更次要。 说的,只是我的一点感觉。 纯属臆测,绝无凭据。 一 查良镛先生,当他的早年与壮年,于小说创作、时政评论诸领域,皆曾坚守人道主义与自

题记:

金庸晚年作为,多出于:【一】求名。【二】逐利。【三】民族主义。

其中,一高于二。

而三,绝不比一二更次要。

说的,只是我的一点感觉。

纯属臆测,绝无凭据。

查良镛先生,当他的早年与壮年,于小说创作、时政评论诸领域,皆曾坚守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时时处处,可见天才的闪光。越到老来,金庸身上的庸人气息越发浓重,甚至令人有些不敢相认,这个老人,即是当年查良镛?

“日暮而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查先生晚年,还谈不上“倒行逆施”,有些个颠三倒四倒是真的。最新事例,便是他的厕身中国作协。

查先生,老了。

老人,有老人的胡闹。

“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此甚足使人见之摇头叹息者也。……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老人)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周作人《老人的胡闹》)

知堂此篇,指桑骂槐,说的是日本七十一岁的老学者山上参次,真意却在讥嘲老哥周树人。

此文此意,又未见得完全不适用于晚年金庸。1999年的金庸,于西子湖畔,发出了“新闻记者要向军队学习”的光辉号召,已经很有“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潮流”的味道了。

八十老翁何所求?金庸偌大年纪,仍是汲汲营营,不知贪图甚么?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仍见知堂《老人的胡闹》)

二百年前,金山寺,乾隆老儿遥望长江之上风帆点点,为之迷惑:“江中有船几许?”金山寺方丈答:“不过两船而已,一船为名,一船为利。”

时至今日,金庸的“为利”甚至“唯利”,已是尽人皆知。

但我从不认为金庸做事是将“利”字放在第一位。

虽然在1991年的香港富豪排行榜中,金庸仅列第64位,比他有钱的人多的是,但金庸所缺,分明不是“利”。

而是“名”——尽管金庸久已名满天下,而为华夏(非仅香江)其他任何富翁所不及。

1923年,向恺然先生以“平江不肖生”之名,发表《江湖奇侠传》于《红杂志》,万众争读,红极一时。其后,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拍、再拍……而十八拍。红,红,红……而大红!

可以说,现代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皆起步于平江不肖生。

平江不肖生,无名吗?

在获得巨大的俗世声名的同时,当日的所谓的文化界学术界,却对不肖生及他的小说视而不见,好像只有沈从文论及《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才认真评论过他这位湖南老乡。

二十年后,平江不肖生的名声,即已衰歇。到了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还在读《江湖奇侠传》的人,少之又少。

很巧合,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是在1955年,大陆正式禁绝武侠小说,也在1955年。禁绝之前,不肖生的读者已经不多。之后,当然就没了。

多年以后,老一代武侠 的小说随金、梁、古作品的登陆而解禁。只是,今日,读过或想读《江湖奇侠传》的朋友,还有几个?

平江不肖生,有名吗?

古龙《欢乐英雄·序》:

“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大约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

享盛名于草根阶层,在社会上层默默无名;短期内声名大震,几十年后湮没无闻。

谁能保证:金庸,断不会步其先辈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之后尘?

金庸本人清楚吗?确定吗?自信吗?

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在遗诏中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

在《金庸,一捆矛盾》,我曾谈到:“从事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这固然是金庸的幸运处,同时何尝不是老先生烦恼的源头?因为,这一“经典化”,不是“完成时”,仍在“进行时”。基础已在,却又未尽坚稳。

金庸需要在生前尽可能多地抓住一些东西,以使自己( !)确信:金庸小说的成为经典,并不是他与众多读者论者的幻觉,而是经过了保险、再保险的。

金庸晚年之饵央视、入作协,皆可作如是观。

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母亲,名为“徐惠禄”(后改“徐潮生”),金庸自己的母亲,名为“徐禄”。几乎可以肯定:金庸是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处女作主人公的母亲命名的,表达的是作者本人对亡母的思念依恋。

《书剑》中,徐惠禄女士跟于总舵主的感情,很是暧昧。再联想到她的芳名,这事情其实越想下去越会觉得别扭。改名,势所必然。

此事,我在2007年的《 陈家洛:从“私生子”到“世家子”》已经谈过。结论:金庸写《书剑》时,只怕料不到多年以后还有这么多人读它,更没想到有闲人如我会细加推求。使用这个名字,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小小心意。

小说写了,发了,红了,之后呢?像《江湖奇侠传》一样,随风而逝……

1994年,在北大,金庸回答“武侠小说在你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的问题:

“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 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中国人当中,小说读者都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金庸散文集》268页)

细细读来,应该可以体会到:当初金庸对自己的小说能得到这么热烈,这么普遍,(尤其)这么长久的欢迎与支持,是没有多少思想准备的。能有这样的结果,金庸觉得意外,也很开心。

金庸生平两大事功,武侠小说与《明报》企业,在他心目中一向主次分明,他还谈过:

“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

“《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以武侠小说享盛名数十载甚至可能延及后世,这在金庸,正是“不虞之誉”。得来意外,自然“高兴有这样的成果”,同时,也就信心不足。

冯其庸先生声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构思宏大、情节奇妙、语言优美、形象典型,……可与古典文化名着并驾齐驱”,这样说法,金庸信吗?

大有益于己,为何不信?

太出意外,岂能全信?

查先生早年,多经患难,可能因此而将钱看得格外贵重。至于有论者将“逐利”视为金庸做事之第一甚至唯一动机,此论,鄙人断乎不敢苟同。

多年来,金庸捐出超过5000万财产,以他的身家论,不算特多,也不好说太少罢?

我从不认为金庸将“利”字放在第一位,荦荦大者,以两事为据。两事,皆与《明报》相关。

1966年1月,金庸创办《明报月刊》。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彻底没落沉沦,几乎成了俄苏文化的殖民地(此谓“亡天下”)。人们对金庸的国学水准的估量不尽相同,谈到金庸对中国古典文化所葆有的那份温情与热爱,相信不会有太多人质疑。“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风雨如磐中,查先生创办《明月》,为了“保藏这些中国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此中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可敬而可悲悯的。

《明报月刊》被查先生定位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明月》盈利,投入《明月》。《明月》亏蚀,《明报》垫补。而《明报月刊》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项费用,也全部由《明报》承担。这样不想赚钱也不能赚钱的刊物,怕不是很多的“文化商人”肯办罢?

时间就是金钱,查先生的时间,可能比你我的时间,更值一点钱。而当《明月》初创、胡菊人先生还没有接手主编之前的一年多,查先生为这份刊物投入太多时间精力。

到了今日,这个人,居然被想像成了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是否稍失公道?

《明报》企业的好名声,主要得自金庸的《明报》社评,以及《明报月刊》这份海外数一数二的高品质的学术刊物。

“自古文人皆好名”,这话,是金庸说的。创办《明月》,除了出于一份民族主义情感之外,自不乏求名之用心。如确,那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要不损伤他人利益、不欺世盗名、不过分哗众取宠,即为大好。

某种程度上,正是几千年中才智之士们对于名声的渴望,推动着人类浩荡前行。

《金庸,一捆矛盾》,我说:“古来文人就没有不矛盾的,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如此繁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如金庸者,仍属罕见,一旦从金庸身上发现某一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我们立刻可以找到与此正相反的性格、思想也正存在于此人身上,且难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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