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说过：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至理名言。由此可见，女人是感性的，勇人是理性的。而一位理性的男人，可以在图纸上画出精密的规划、可以使卫星上天，但他达观的心灵无法享有真正的狂欢。青梅煮酒似乎是男性世界里的专利，但男人潜意识里是怕醉的，正如在行动中畏惧失败。男人是骄傲且勇敢的，这便构成对周围对手的藐视；但他依然对可能的失败诚惶诚恐，因为失败本身才是他惟一的天敌。一位连庆功酒都不敢提前痛饮、对欢乐都不敢预支的男人，是谨慎的，也是悲哀的。我为男人的理智而遗憾，从他成熟的那一瞬间开始。

其实男人天生并不是这样的。那陶醉于青悔竹马游戏的拖鼻涕的小小新郎官，正举行着最早的关于爱情的狂欢节，毫无疑问他是节日的主人。而一位小心翼翼用火绳引燃爆竹的顽皮孩子，他双手掩耳所感应到的快乐，不亚于火箭专家试放一颗新卫星的成功感。可见欢乐本身是没有衡量标准的，欢乐就是欢乐。为什么摸着石头过河的审慎的男人，只相信路标而不相信内心的罗盘呢，只追逐胜利而不敢拥抱失败，只注重结果却偏废了属于本质的过程呢？为什么不敢在胜负未卜之际就挽起裤腿、提着鞋子尽情地投身于激流之中，把盲目的冲动也视若一次洗礼、一次物我皆忘的泼水节呢？

男人啊男人，全副武装，却从釆不敢给自己放假。即使在法定的礼拜天，他也枕戈待旦。这注定了男人与节日无缘，解甲归田的节日，遥遥无期。男人啊男人，活得累。最终不知轻松为何物了。

所谓的狂欢节，是人类生活中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精神解放，是阡陌交错中的小小憩园。很明显在这美酒飘香、笙歌处处的日子里，欢乐作为手段，而又构成目的本身。酒神的节日：葡萄与星辰的节日，不以成败论英雄。夜光杯的节日：泡沬的节日，把人类从岗位上解放出釆，把心灵从敎条里面解放出来，把时间从钟表的桎梏里解放出来……

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活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明白了。

所以我要说，男人没有真正的狂欢节。郎使有的话，他也是邀请来的客人，而不是节日的主人。

世道发展到如今的地步真不容易：物质不灭，而精神老朽。昔日以缪斯使者自许的诗人，也演变为一种带有喜剧色彩的头衔，在市声尘嚣中更显得苍白虚弱。交际场上介绍谁是诗人，就跟夸谁是劳模似的，公然揭露他是众人中的异类，酒席之间便多了一份善意的笑料。每逢此情此景，我便下意识地摆手推辞，声明自己年少时虽曾给缪斯拎过行李，但业已退役。仿佛光荣过一回的样子。免得圆桌上的同僚们纷纷敬酒，兴高釆烈地请求你即席赋诗什么的，其实满腹生意经的他们，恐柏还闹不清诗和对联的区别。在作协举办的联谊活动中，确曾有某位企业家谦逊地向我提过类似的问题。

旧社会好男不当兵，为几个铜板的军饷不值得扛枪当炮灰，水火无情。新时代好男不写诗，没那个闲工夫风花雪月、斟词酌句，手机一响，准保把云里雾里的缪斯女神吓一激灵。现代社会衡置男人伟大与否的标准很简单：浑身名牌、有房有车、言必钢材石油……骑驴吟诗、青灯黄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写诗是女人的事，让女人去写诗吧，任重道远的男人要赚钱。遗憾的是现在的女人比男入更实际，纤纤玉指不爱捉笔。眉笔除外。全中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李清照来。在珠光宝气的富翁富婆想象中，写诗是那些穷男人或灰姑娘做的事情。

我是男人，我写诗，很多时侯是写给自己看的，这一切都符合上面的推理。我白天上班，刻意隐蔽身份，抛弃书生气，与三敎九流打交道；晩上我关起门来写诗，像印制《挺进报》的地下工作者。诗是与我生命同在的秘密。不知李白若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会有怎样的感触，还能放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吗？他注定出入不了星级饭店，而躲在街头巷尾的末流小酒馆里弹铗当歌：食无鱼，出无车，不如归去兮……哦，华丽的家族，孤独的诗人。

“您是位诗人！”|

“别这样。你这不是变着法子骂我吗？你才写诗呢！”

王朔小说里可能出现过类似的笑话。在饮食男女心目中，诗人是指那种疯疯颠颠、面对祖国大好河山啊一声的人，那种只喝得起黄酒、逮谁敎谁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人，那种永远在十米以外爱一位女孩、写情书却不敢寄的人，那种不会办公司、却组织文学社的人。落伍的那种人。

和我在一幢楼里上班的诗评家唐晓渡，写过一篇《快乐的恐龙》来比喻诗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命运。恐龙，一种无法适应环境变迁而被淘汰的史前动物。一种心地善良、步伐迟缓而缺乏攻击性的食草动物，一种在自我的境地里至死保持乐观的动物。在物竞天择的大自然面前究竟是坚强还是脆弱的呢？晓渡是深沉且睿智的，他自画像似的描述令我感悟到诗人在这个时代里的悲壮与委屈，以及诗人人格力量的伟大。我和所有尚困守围城的诗人们一起虔诚祈祷：给我顶住！愿诗人这个美好的代称，不至于像恐龙一样从这座星球上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