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即滕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宋史》有传。滕宗谅职位不高，本是不甚知名的人物。但是他的好朋友范仲淹写了流传千古的名篇《岳阳楼记》，开头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滕宗谅遂以字行。

滕子京与范仲淹为同科进士（大中祥符八年，即1015年），只比范仲淹小一岁。其人有见识，直言敢谏，治理地方也很有一套，范仲淹非常推崇他，多次举荐他担任要职。也正是因为忠直，滕子京先后触犯过刘太后和宋仁宗，屡遭贬斥。

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党项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登基称帝，立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开始与大宋分庭抗礼。康定元年（1040），李元昊大举兴兵侵宋，在三川口大败宋军，宋军主帅刘平、石元孙被俘，将士阵亡过万。于是宋仁宗将通达边事的韩琦、范仲淹、庞藉等人调至西北战场任职，并下诏各路、州府举荐“才任将帅者”以闻。滕子京在这个背景下，由知湖州（知州）升任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今甘肃泾川），赐金紫（三品官服）。虽然同为知州，但是级别、地位还是大大提高了。

滕子京在知泾州任上做出了成绩。他安抚将士，训练民兵，团结西北少数民族共同御敌。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李元昊发兵进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泾州观察使、渭州知州王沿命大将葛怀敏率宋军主力（包括泾州宋军）至瓦亭寨阻击西夏军队。葛怀敏贪功冒进，被李元昊围困聚歼于长城壕（固原西北），葛怀敏等十五位高级将领阵亡，宋军九千余人被俘。主力部队战败，泾州近在咫尺（120里），岌岌可危。滕子京看到城中兵少，人心不稳，遂召集数千民兵着戎装登城守卫。同时派出间谍四出刺探敌情，移檄附近诸城寨积极备战。当时连续十几天天气阴晦，人心忧虑、沮丧到了极点，滕子京便杀牛设酒犒赏士卒。泾州土兵多没于定川之役，滕子京便籍其姓名，列于佛寺之中拜祭，又花钱安抚阵亡者亲属，民心这才渐渐安定下来。

这年十一月，北宋朝廷调整西北战场指挥机构，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负责指挥西北战事。范仲淹推荐滕子京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于是滕子京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范仲淹《滕君墓志铭》写道：“君至庆，处置戎事，甚得机要，边人咸称之。”此时宋军的战略已由主动进攻改为稳固防守，宋夏边境相对平静，滕子京虽无大的军功，却也是称职的边帅。庆历三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入京，担任枢密副使。知永兴军郑戬升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这年九月，滕子京受到了顶头上司郑戬和御史梁坚的弹劾。

《宋史。滕宗谅传》记载：“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及遣中使检视，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而《宋史。郑戬传》则记载：“时知庆州滕宗谅、知渭州张亢过用公使钱，戬致于法。”梁坚是御使，他不可能知道远在西北军中的事情，消息应该来自郑戬。根据史书，梁坚弹劾滕子京耗费公钱十六万贯，朝廷派中使（使者）追查，原来是滕子京刚到泾州时，按照惯例犒赏少数民族各部首领，间或馈赠游士故人花费了一些公钱。滕子京怕殃及众人，遂将有关账册销毁，自己独自承担责任，因此被贬知凤翔府（陕西凤翔），再贬知虢州（河南灵宝）。后来，御史中丞王拱辰就此事不断上奏，滕子京又被贬到岳州任职。

关于这段史实，由于历史记载不一，加之后人理解的问题，滕子京蒙受了不白之冤。

首先，对“公钱十六万贯”的理解出现了大的偏差。这笔钱款，《宋史。滕宗谅传》记为“公钱十六万贯”，《宋史。郑戬传》记为“公使钱”，而《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均记为“公用钱”。以往人们多认为“公钱”就是公使钱、公用钱，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所谓“公钱”，就是公款。建龙三年十二月，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对近臣说：“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则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固圉，特免税算，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可见公钱是朝廷划拨给边关将帅的特殊经费，朝廷给予公钱和特殊政策使边帅获得经济利益，凭此可以筹集资金，招募人才，抵抗外敌。这种特殊策略在宋初抵抗契丹的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随着政策和时局的变化，公钱的范围有所扩大，各地州府长官和边帅手中可支配的钱都可以称作公钱，都属于公款。

公使钱与公用钱历来两词通用，其范围比公钱要小。今人根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往往将其理解为宋代高级官员的薪俸津贴，这有失偏颇。范仲淹曾言：“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可见公使钱属于政府资金，用来行“养贤之礼”，如同当今的招待费。公用钱定额随官员职务而变，每年几百贯至两万贯不等，按月或按季、年领取。为了管理公用钱，朝廷设有专门机构，称“公使库”。《宋史。职官志》记载，公用钱须“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不可随意动用。滕子京“焚其籍以灭姓名”，可见公钱的支出都有账簿记录。作为朝廷划拨给地方首脑的特别经费，公用钱主要用于政府犒赏、宴饮。沿边州府军务较多，公用钱多用于接待使者、犒赏将士和番部首领，具体使用上应该是很灵活的。尹洙在知渭州任上，曾经详细罗列了渭州一年的公用钱支出，仅餐饮费一项就高达四千贯。因为开销大，朝廷划拨的公用钱远远不够用，一些地方长官便通过其他方式自筹，如（违规）挪用公款放贷、从事贸易等商业活动，获得收益并入公使库。范仲淹自陈，其在知庆州任内，曾动用公款进行贸易活动，获利两万余贯以充公用。

由此看来，说滕子京耗费公钱十六万贯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滕子京知泾州，属刺史级别，公用钱定额应为每年500-1500贯。加上他脑子活，善于经营，手中掌握万八千甚至一两万公用钱应该不是难事。但是说他耗费十六万贯公用钱，显然超出了他的实际财力。范仲淹在《滕君墓志铭》中记载：“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梁）坚以诸军月给并而言之，诬其数尔。” 说的是滕子京刚到泾州上任时，附近的部落首领千余人前来谒见。为了犒赏他们，动用了三千贯公用钱，这已是相当大的一笔公款了。梁坚称滕子京耗费公用钱十六万贯，是将军队的开销一并算作公用钱，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那么中使到泾州究竟“检视”出滕子京哪些不法行为呢？范仲淹曾经给宋仁宗上过一道奏折《奏雪膝宗谅张亢》，里面提到三项具体指控：第一，贱买牛驴，犒设军士。即低价购买百姓的牲畜，用来犒赏士兵。事实是，庆历二年九月，定川寨宋军全军覆没，泾州城危在旦夕，滕子京召集数千民兵登城守卫。不久，又有各路援军一万五千多人抵达泾州附近。滕子京沉着调度，指挥若定，确保城内外军队酒食柴薪并足。为了犒军，腾子京低价购买了百姓的牛驴，虽有扰民之嫌，却属战时行为，且并无大的民怨；第二，声乐数日，挥金如土。说的是滕宗谅在汾州花天酒地、宴饮数日，赏赐乐人（歌舞班子）银楪子二三十个。此事属张冠李戴，原本是韩琦与范仲淹宴请高级将领，席间众将比试弓箭。射中箭靶子（即银楪子，人脸大小）的将领，即将银楪子赏给捡拾箭簇的士兵和歌妓。此事为韩范所为，自然与滕子京无关；第三，数万资金去向不明。梁坚奏称，滕宗谅到任后经手的十六万贯公钱中，有数万贯去向不明。范仲淹辩称，根据中使调查，滕子京经手的款项中，只有三千贯属于公用钱，其余都属于军用。这一点辩驳，由于滕子京已将相关账册焚毁，显得比较苍白。但从腾子京焚毁账册的举动来分析，应该有一部分资金被违规使用了。动用三千贯公用钱犒赏部落首领，本是滕子京刚到泾州上任之时所为。他在泾州任职四年左右，经手的公用钱数量应远超三千贯。《宋史。滕宗谅传》记载：“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馈遗游士故人”之事，恐怕未必完全是虚构。范仲淹也说过：“宗谅旧日疏散，又好荣进，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平时大手大脚，难免遭人非议。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腾子京并不是贪官。按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滕子京想中饱私囊，又何须将资金支出情况登记入账？又何至于死后家无余财，连儿女都需要范仲淹来抚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