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摘要：《丰乳肥臀》与《苦菜花》有明显而直接的互文关系。虽然两部作品中母亲形象和母爱主题都很突出，但其所赞颂母爱的内涵和表现有异。冯大娘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体现了诸种传统美德，她对封建伦理中男女不平等及非人道成分，又有出于本能的反抗。她拥护革命和革命战争不是为了观念，而是本着个人良心和正义感。她对革命战士的疼爱是“推己及人”的结果。上官鲁氏则彻底反叛传统的和革命的伦理道德。对她来说，自己和自己子女的生存与繁育高于一切。这可看作莫言对冯德英革命历史叙事及其伦理观念在继承借鉴基础上的重写或颠覆。《丰乳肥臀》将《苦菜花》不回避性爱和暴力描写的特征发扬光大并推向极致，而剔除了后者的政治与理性内涵，只凸显其悲剧美、病态美和野性美。冯德英和莫言均重视 创作态度的真诚和艺术描写的真实，但他们作品中的“真实”属于不同类型的“真实”。它们各有其价值和局限，我们不宜简单地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

莫言《丰乳肥臀》与冯德英《苦菜花》有着明显而直接的互文关系。莫言从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曾受冯德英《苦菜花》影响。他称赞《苦菜花》的爱情描写在“十七年”小说中“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并说“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1］40莫言坦承《红高粱家族》受《苦菜花》启发：“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什么样子。”［2］47笔者认为，较之《红高粱》，《丰乳肥臀》受《苦菜花》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明显。莫言写《丰乳肥臀》时，不再限于从《苦菜花》借鉴一些“关于战争描写的技术性的问题”，［2］47而是有意在道德观、历史观、审美观及政治观方面与之展开对话，对之进行颠覆式重述或补写。具体剖析两部名作之间对话的纠结点及其各自立场观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对于更深刻地理解它们的内涵与文学史地位，将会很有意义。

一、母爱与道德伦理观

冯德英和莫言都对自己母亲感情极深。母亲去世时，冯德英虽然只有十一岁，但他受母亲影响巨大。《苦菜花》的初稿或曰雏形，名字就叫《母亲》或《我的母亲》；最后定稿中最突出、最感人的形象还是母亲。莫言《丰乳肥臀》的扉页题献是“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母亲去世时，莫言虽然已到中年，但极度的思念和悲痛还是让他“万念俱灰了很久”。［2］33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中，他也重点讲述了自己母亲的故事。

九个孩子的母亲上官鲁氏是《丰乳肥臀》的主要人物形象。虽然《苦菜花》与《丰乳肥臀》内涵有重要差异，但我们可以说，歌颂母亲和母爱是两部作品主题上的一致之处。两部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都是作者所肯定的正面价值的直接体现，是作者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

《苦菜花》中的冯大娘是一位“革命母亲”。“革命”的限制语是指其直接间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然而在这部长篇中，作者首先是把她作为一位独特的生命个体，一位充满母性、具有深厚母爱的“母亲”来塑造的，“革命”属性并未使这一形象抽象化、概念化、意识形态化。冯大娘的勤劳、善良、坚韧、贤惠，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美德。她性格的独特之处是：尽管用传统道德标准看她是个贤妻良母，但她对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有突破，对其不合理成分有挑战、有反抗。这种挑战和反抗，用今天的眼光看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启蒙现代性的要求。不论是符合传统伦理道德还是对其挑战反抗，冯大娘均出于其天性，本着其做人的“良心”，而非为了“观念”。

由于公婆已故，丈夫冯仁义为人忠厚且在小说开始就已逃亡在外，冯大娘不受夫权的压抑。她的反抗对象首先是族权：族里的最长辈四大爷认为娟子抛头露面有伤风化，要求冯大娘将女儿拖回家去。虽然冯大娘知道四大爷“有权叫一个女人死去”，她对他也很惧怕，但有了共产党政权撑腰，更因她为女人所受不平等待遇而不平，她决定支持女儿，对四大爷宣布“孩子是我的，别人管不着”。［3］42－43她这样做同时也是因为疼爱孩子，与她宽容娟子不缠足、不束胸的动因一样。她对四大爷族权的反抗以本能的人道主义为前提，并不影响她对这位长辈的尊重：当鬼子扫荡在即，四大爷不肯撤离时，她又前去苦口婆心劝说，最后逐渐与老人冰释前嫌。

也是出于母爱，她支持自己的儿子念书，也支持女儿上学，不顾家里家外的劳动负担全落在自己一人肩上，也不顾村里封建思想重的人非议。冯大娘同情地主王柬之的妻子与长工王长锁的私情，为帮花子解除不幸婚姻而与其恶婆婆动手打架，为花子与老起看起来不合礼法的结合奔走呼吁，与封建意识依然浓厚的共产党基层干部冲突，这一切也是出于天性的善良、凭着正义感。庆林说她倚仗自己的抗属身份欺人，她在心里气忿忿地说：

我倚抗属欺人吗？不，没有，从来没有。我从没想到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两样。我一个老婆子有什么呢？儿女去革命是我高兴，我情愿！我要管这事，是觉得良心过不去……［3］400

作品的具体艺术描写显示，做人的良心和正义感，比政治身份更重要。庆林最后被说服后，心里想的就是：冯大娘“是凭一颗淳朴的良心来办事的，可自己这个共产党员，却还在认封建社会的老理”。

冯大娘的处世哲学很简单、很朴素，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我是想人都有颗心，将人心，比自心，遇事替别人想想，把别人的事放到自己身上比比，看看该怎么做才对，这样做倒不一定错。［3］405

正是本着这样的处事原则，她疼爱来家里养伤的赵星梅，疼爱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八路军战士小李：她把对儿子德强的牵挂和疼爱，寄托和转移到了赵星梅和小李身上。

冯大娘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优点。这些优点被作者写得真实可信，因为它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特定情境中的心理，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理念进行“拔高”。比如小说交代，冯大娘虽然知道危险，但还是同意孩子出去参加革命，除了她认为革命正当、革命必要，也因她认为“孩子前程重要”。［3］150小说写冯大娘被捕、被酷刑逼供，目睹幼女受刑时，也有过巨大恐惧，也担心自己死了孩子怎么办，有强烈的求生欲望：

人活着，活着多么好哇！多好的故土啊！母亲心里充满了热爱生命渴求生存的激情！［3］278

思想上也产过怀疑和动摇：

啊！共产党八路军，抗战革命！对她这个多子女的母亲有什么好处呢？她得到了什么呢？她得到的是儿女离开她，使她做母亲的替他们担惊受怕，使她山上爬地理滚，吃不尽的苦，受不尽的痛，以致落到这个地步。这，这都怨谁呢？［3］275

孩子被折磨时，她脑子里交替闪过“要救孩子”和“要保工厂”、“要屈服”和“要发疯”的念头。但她最终还是认定无论如何不能当汉奸、认定共产党八路军对自己有恩，作出了艰难的选择。冯德英将冯大娘置于道德的两难境地，这一情节颇有些萨特色彩。

因为冯大娘形象可敬而又可亲、可信，今天看来仍不失其思想启迪价值，不减其艺术感染力量。

虽然在谈及《苦菜花》对自己的影响时莫言一般只强调其中的爱情描写部分，虽然莫言创作《丰乳肥臀》的具体灵感来自一件外国石雕作品照片，也缘于对自己母亲的深情，但读罢全篇我们还是能感到，《丰乳肥臀》与《苦菜花》有潜在对话关系，包括对母性与母爱、对爱情与性道德的认识与表现。

看莫言与冯德英对自己母亲的描述可以发现，其许多方面几乎如出一辙。比如“勤劳”、“勇敢”、“正直”、“无私”等。就连关于母亲把碗中的菜团子分了一半给前来讨饭的外乡女人的孩子的细节，两位 的回忆也极其相似。而这些正是《苦菜花》中冯大娘的性格与品质。不过，《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似乎是“爱惜生命”，是“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顽强不屈地生活着”，［2］32以及她为了生育和生存而被迫或自愿发生的、新旧伦理都难以接受的与众多男人的性关系，而不是其“急人所难、乐善好施”。如果说上官鲁氏“无私”，那也主要表现于她对自己子女后代的无私。至于她对邻里路人的无私，没有给人印象深刻的事例。对于上官鲁氏来说，自己和自己子女的生育、生存高于一切，为此可以打破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包括不惜乱伦、通奸、偷窃，甚至杀人：为了怀孕，她与姑父于大巴掌的第一次乱伦还是半推半就，而接下来和姑父的第二次，以及与赊小鸭的、江湖郎中、杀狗人高大膘子、智通和尚发生关系则完全出于自愿，有的还是主动提出。为了保护女儿上官玉女，她亲手杀死了婆婆上官吕氏，而且场面极其血腥。

作者为上官鲁氏的违反人伦道德提供了“充足”理由。第二次发生关系前，她对于大巴掌说：

姑夫，人活一世就是这么回事，我要做贞节烈妇，就要挨打、受骂、被休回家；我要偷人借种，反倒成了正人君子。姑夫，我这船，迟早要翻，不是翻在张家沟里，就是翻在李家河里。……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4］560

上官鲁氏打死婆婆，“主要人物表”中说是“失手打死”，而“补三”的具体描写却是，在第一杖下去婆婆的头部已被砸出凹痕，身体已开始痉挛的情况下，上官鲁氏仍“双手抡起擀面杖，噼噼啪啪地打下去，对准上官吕氏那胶泥般的脑袋。她越打越生龙活虎，越打越神采飞扬”，直至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