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书面语与口语区别一直就很大，“五四”之际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白话文尽最大程度与口语接近。由于引进了西方语法，比如“但是”、“如果”、“而且”等虚词和副词，一句话的语词拉长，语言之间的连接，必须靠虚词来完成。由于要与口语相接近，所以一些汉字便固定下来，比如古代的“吃饭”或“饭”，便由“吃”字来代替。“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表面看与口语接近了，但实际正好相反，与口语拉开了很大距离。“五四”以后的权力化运动，使得权力对文字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干涉，也即形成一种标准语，而标准语又是由书面语来体现的，那么对于现代人而言，口语与书面语便很接近了。而在今天语言体系相对比较独立且保留有部分古语成分的粤语中，说吃饭仍然还用“饭么？”这是比较接近于古语的口语。再如说“太阳出来了”，粤语说“日出”，短短五个字的一句话，现代普通话就比粤语多出了三个字，这说明普通话表达能力的下降。“五四”以后，官方以行政化、权力化的手段使得书面语标准化和模式化，必然丧失掉书面语的本质。而古代的官话，官方只有推广的权力，但没有规定使用或不使用什么语言的权力，现代书面语使用什么语言则只能由官方规定，民间的语言运动最终都被官方所替代。脱离了民间的润泽，汉语自然丧失其丰富性和生动性。

需要说明的是，书面语和口语并不是判断是否雅言的根本标准。正如前所述，古代书面语并不等于雅言，口语也不等于就没有雅言的成分。诸如“饭么”这样的语言，并非是古代书面语，而基本属口语范畴，而“五四”之后，这样的口语被书面语化，这样的书面语化，恰恰不是被雅化，而是被统一化、模式化了，丧失掉了汉语的内涵。

有人说讨论雅言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雅言本身的内涵当然复杂，因为雅言随历朝历代的变化而变化。周朝的雅言，在周朝以后就基本消失了，现在只零星存在于今天陕西宝鸡东部的岐山县一带。秦汉以后的官方语言中，几乎很难看到周朝语言，但是，在民间的口语和俗语中，却能看到周朝语言。秦音也是如此。在今天的陕西、甘肃部分地区，还依然保留了秦音的成分，但是在今天的书面语中，却看不到任何秦音的成分。所以，此处所说的雅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雅言，不等于普通话或书面语，恰恰相反，真正意义上的雅言，是融合了大量口语或民间俗语成分的语言。雅言本身的成分虽然很复杂，但是雅言的消失，却又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根本在于“五四”以后，权力意志的作用，使得现代白话文和西方拼音文字取代了古代文言。白话文取代文言本身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现代白话文并不完全是白话，而是标准化、模式化的所谓现代书面语，这与汉语的本质大异其趣。

既然雅言没有了，那么还有高贵的文学吗？当然没有。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文学的高贵，首要在于文学语言的高贵。文学之美首要体现在文学语言之美。文学语言不是文学的形式，而是文学本身。文学语言体现为两方面：字义和字音。字义和字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既有同，也有异，二者不可分离。有字义而无字音，则不能言文学。文学语言本身是由音和义两方面构成的。音和义本身也构成了汉字的审美。音是音律、音节、音符，义是意义、涵义。现在我们将文学几乎完全等同于了字义，却忽视了字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偏差呢？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方式和古人已然发生重大变化，或曰已然出现严重衰退，就是只注重阅不注重读，阅只需默念即可，既然是默念，则只需注重字义，而不必要注重读音，既然不注重读音，则不必要去注重字的音律，而没有了音律，汉语的表达能力自然便不完整了。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形成的。要知，文学之所以体现为文学之美，首要即在于其语言所表现的音美或韵美。这便是古代韵文所追求的要义。所以，古人作韵文，首先必须通音律，通音律的前提即是明句读。句读是通过文章音节来体现的，是调节文章节律的必要内容。如不懂文法，不通音律，则不能明句读。故此，古人读书第一步即是句读。句读是最基本的工夫。句读靠什么来实现？靠读书。我所说的读书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默读，而是要像古人那样用声音读出。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只有用声读出来，才可锻炼音律工夫，也即才能训练句读。句读不解决，便不能通音律，不通音律，便不能作文。更为关键的是，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汉字，认知汉字。认识了汉字不等于了解了汉字。

故此，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是对于包括 、书法家在内的文字工作者来说，必须要解决二次识字的问题。所谓二次识字，即是在现有识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再认识。如何认字？认字不是默认，而是要靠读音来认。通过读音认字，或者注重汉字的音，比单纯地从字义去理解汉字，远要丰富得多。这两方面应该结合。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语言学问题。文学创作，不解决这个语言问题，便不能创造生动的文学语言。比如，文学作品中描写小溪中的水很清，我们经常用到的词汇便是“清澈”、“清凉”、“清泠”、“清冽”等，但是在古汉语中，描写溪水清的词汇可以多大几十种，而且有些字是很不常见的，而我们现在用到的词汇，也就是三五个，甚至只有一两个。再如描写一个看的动作，今天的文学白话中，基本就一个看字，最多在前面再加一个动作，但在古汉语中，光描写看的动作的词汇也大几十种之多。不能因为今人不知道而说不存在这些词汇。再比如，“八”字，如光看字面意思，便知“八”乃数字之义，但实际上“八”字本义乃是“别”的意思，“八”，别也。这是《说文》的解释。但是，光靠字义本身是不能完全理解“八”的内涵的，还要从音节来认。“八”与“别”的声母都是“b”，再看“分别”之“分”，“分”，古不读fen，而读ben，与“八”、“别”同声母，这是汉字的衍音性造成的。若不通音律，则不能很好地理解汉字之演变。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把文学都当韵文来读，而且，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韵文的时代了，今天的文学，再去写古代那种韵文，无疑是过时的，不能适应今天的阅读审美习惯。文学创作用白话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将白话文简单等同于标准化、模式化的书面语。所以，今天的文学创作，更重要是研究文学新语言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创作，如何体现汉语本身的传承性与创造性，研究如何将文学的语言美和思想美结合起来。语言描写功过关了，才能算合格的文学。可是，今天的文学创作，大都沉湎于叙事，或沉湎于西方现代派小说或先锋小说的语言迷宫，以西方化的语言来写中国的小说，让人感觉还是在玩技巧，但真正的语言技术又不过关。一部好的小说，只有真正将人物塑造透了才能算合格，而塑造人物的最基本功就是人物白描，这就像画人物画，如果线条工夫不过关，则人物造型不过关，造型不过关，则人物就没有气韵。可是，今天的小说中，有多少真正具有巴尔扎克、莫泊桑、鲁迅那样的描写工夫呢？文学是一部人学，没有对人的描写与塑造，谈不上真正的文学，今天的文学创作，之所以难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之作，不在于故事不精彩，不在于没有新的表现手法，而在于语言工夫不硬，在于人物描写不精彩。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文学和过去二三十年代的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比如茅盾的小说，茅盾虽然在文学创作观念上有他的左的保守的一面，但是，茅盾的文学工夫是极为过硬的，茅盾描写人物，尤其是对女性的刻画，可以说达到了传神的地步，这一点，在当今中国的小说家中极难做到。那么要做到人物刻画的传神，最基本的就是语言工夫。语言工夫不过关，塑造人物势必捉襟见肘。所以，中国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对汉语的发挥，扭转汉语审美。汉语审美不扭转不提升，中国文学没有根本出路。现在很多小说中的文学语言，已经极为堕落不堪，比如所谓的性描写，比黄色小说还恶俗，如何将性描写发挥得没有淫秽的感觉，这是考验一个 文学语言工夫的依据之一。我现在为什么基本不看当代的文学作品了，是因为我阅读现在的文学作品没有美感，只有快感，或者是追求故事的快感，或者是追求肉体的快感。没有美感，就是因为文学语言缺乏美感。

音节与音律的问题，不单关涉文学，而且还关涉书法。文学与书法，都是以文字为载体，都离不开汉字。文学如此，书法亦然。文学表音和义，书法表形。事实上，书法也离不开音和义，书法的文学性，当然是通过所书写汉字的义和音来表现的。而书法的节奏本身，即是所书写文学内容的句读，行草书尤其如此。行草书创作，必须要体现其所书内容的句读，一个句读，体现在书法上，就是一个节奏，比如“缤纷”是一个词组，在书法上也是一个节奏点，以“缤”为始，以“纷”为终，如果书写行草书时不注意这个节奏，或是打乱了这个节奏，那么可以说，这幅作品是没有章法的，没有章法，就是没有文学的节奏和韵律，也就是没有文学内涵的作品。所以，看现在的一些草书创作，虽然草法似乎也不错，但却节奏混乱，表面看是一个节奏问题，实际是不通文法，不懂汉字表现。既然节奏混乱，当然不能算是成功之作。但古人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比如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便体现得较为典型。几乎每一句都是一个大节奏，而每一个词组，又是一个小节奏，每一个情感段落，便又是一个分节奏。这种节奏，便是书法的韵律。行草书是必须要讲究韵律的。但这种韵律，并不是想当然的随意发挥。

既然汉语言如此衰败，则以汉字为表达载体的书法也必然衰败。此种衰败，于民国时期是一个绝唱，民国书法既是高峰，也是绝唱，是一曲挽歌。民国书法的绝唱也缘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让中国人的汉语和汉字审美能力急剧下降，自然对书法的审美能力也急剧下降。只不过，五四前后，一批文人挣扎于文字的边缘，比如鲁迅、胡适、钱玄同，他们既是文学巨匠，文字巨匠，又是文学和文字革命的急先锋，由于他们的偏激与激进，让中国的文字一度陷入深渊。故此，民国以后，走向衰败的汉字审美，还能有什么真正的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