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民国史一知半解，看了这个书（《共和中的帝制：民国六年，中国社会的两难选择》），觉得很好看，看得津津有味，所以翻开了就放不下，就看完了。看完了以后，原来很零碎、很破碎的形象，还有点小丑和莫名其妙的形象变得栩栩如生。我甚至认为那会儿我可能也会拥护复辟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老百姓多数还是儒家的知识，儒家怎么看社会的好坏？他们是不分共和、帝制的，他们没这个概念，没见过共和，就知道帝制，帝制下就两个社会，一是仁政，二是暴政。仁政可以说是王道，暴政对应的是霸道。换个说法，仁政可以说是偃武修文，军人执政就好像霸道暴政似的。当时民国更像暴政，武人当政，全是枪杆子，四分五裂，税收明显增加，战乱不断，不讲道德。这几项合起来，当时不是仁政，不讲道德。所以老百姓一般想法来说，我们从过去的仁政，先仁厚泽，一下进入这样的社会，一帮子打来打去，横征暴敛，还想回到过去社会。这样的处境，我估计也会想想复辟不错。反正张鸣说服了我，让我对那个时代，对张勋也充满了同情的理解。这是读书的第一个感想——好看，对张勋充满了同情的理解。

张鸣站得很高，他最后的总结，还有一句话在后记里，说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就应该耐心慢慢地煮下去。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当年你是君主立宪制的话，好好干也不见得不行，日本、英国不就干好了吗？君主立宪怎么就不行呢？我们这3000、5000年慢慢转也能转下去，关键是夹生了，也不是君主立宪。满族人也不争气，弄个满洲皇族的内阁，结果收权，没有办法，夹生了。民国好好煮也能煮下去，我们看台湾不就煮熟了吗？但张勋复辟，也没煮下去，最后蒋介石弄军政、训政、还政于民，结果也没走下去，革命了。

好在在台湾煮下去了，说明这锅夹生饭是可以煮下去的，但在大陆又中断了。现在我们还在转型之中，这锅饭还在煮。张鸣说一锅夹生饭煮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知识，这人要会煮；二是要有智慧，一大堆生搬硬套也不行，该妥协的妥协，该让步的让步；三是要有耐心。可是他反过来评论，那时候中国第一缺乏知识，没几个人真正懂得共和、民国怎么办，弄个约法来，内部矛盾重重，设了各个陷阱，本来两个好的哥们儿还能让他们打起来。这样的知识怎么能转型好，怎么弄出好民国？这点不行；智慧也说不上，看看张勋觉得这个人不错，但实在治理不敢恭维。有几个智力很好的又刚愎自用，像小徐，尽给人玩权谋，把人当猴耍，这样的人最后会被人当猴耍；三是不给当家的时间，袁世凯给了83天，当然后来的也不给他时间。孙中山、段祺瑞都没有时间，走马灯式地换。这三条套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有知识，我们面对着最悠久的，过去官家的社会，官僚帝国历史上就转型难。日本转得挺顺，英国转得挺顺，这两个国家按照亨廷顿的说法，都属于过去的封建王国，就是一堆小王架着一个大王，原来就有宪政的底子，国王不能随便收拾哪个贵族，贵族都有权力和自由，只要把自由一扩大，扩展到资产阶级就变成资本主义，扩展到全民就变成民主主义。有转型的底子，而且国王和贵族之间有制约的底子，所以转得都顺。

中国这个社会叫官僚帝国，在亨廷顿的分类里，官僚帝国转型特别困难。著名的官僚帝国，比如俄罗斯帝国现在还没转过来，法国从1789年一直闹到二战之后才转得差不多，折腾了200多年；西班牙原来和英法平起平坐，结果闹到1976年佛朗哥去世之后才开始转，转到80年代才转得差不多。所有的官僚帝国转的都难。中国是最成熟的官僚帝国，一定是在人类向民主社会转型历史上转得最慢的一个国家。亨廷顿没讲为什么，但我理解，就因为我们这个官僚帝国有一个，除了转型没有过去的基础之外，没有贵族的基础，没有宪政的基础，没有自由的基础，没有民主的基础，它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精英云集，它通过科举考试把天下的英才都拢到最上层。

所以，唐太宗科举考试看见举人鱼贯而入就说了一句话，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就是一箭射程之内，诸位全在我射程之内，我想害你们就害你们，想让你们好就让你们好，谁都逃脱不了我的控制。科举考试把天下最会读书的人，表达最好的人都给拢上来了，所以上层精英云集，下层相对抽空。这样上层云集的精英他们非常有自信，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有三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但至少可以说有人才自信。精英都在我手里。有了这个自信，他就可以一个王朝一下弄100、200年稳定期，我大致算过，大一统帝国平均寿命是171年。171年稳定下来，而且他还就可以连续30年GDP10%的增长，你们应该学我，平时我们学你就可以这样自信了，道路自信也来了，政策制定得也好，互相还竞争。这样上层精英云集的制度或官僚帝国建立这个自信比较容易，他就敢说我为什么要向你那儿转，你应该向我这儿转，应该学习我们的中国模式。所以，这个道理就可以理解，可以讲得通，所以中国转型是人类历史上转型最慢的。从逻辑上就可以推出来。他有那么多基础，而且这么有道理，又缺乏转型的基础，又有继续专制的基础。所以，这时候张鸣说的那个问题，要耐心，要给人时间，要有知识，要有智慧，我觉得他在说张勋那个时代1916年，但我经常认为他是不是说2016年或者哪一年。这是我读这个书的感想。

后来我看他的书，不落俗套，让你觉得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觉得很有说服力，但又不知道是个什么路子一下子想到这儿。

吴思《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