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鲁迅的小说名篇、历来评价甚高，但 1 91 9年 4月《新青年》第六卷四号上首次发表的时候，作者却在自己写的《附记》里说：“这是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这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

权威的解释无非是说，这是鲁迅自己谦虚；还有就是声明并非和当时有些人一样用小说搞人身攻击。但我认为鲁迅之所以说“很拙”，而且强调“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这也关系到所谓“小说作法”和艺术风格问题。我甚至由此而想到，鲁迅自己也认为这篇小说没有好好写“人”，而只是重在写社会问题。

事实上，“孔乙己”也确实是思想意义大于文学形象，甚至可以说“孔乙己”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形象，而只是一个社会问题符号，或者说是一个思想符号。而这，正是所谓社会小说（包括启蒙主义小说）、特别是早期社会小说往往带有的文学病端。长期以来，文艺评论界生搬硬套所谓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把“孔乙己”当做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人物形象来评论，这实际上穿靴戴帽有意拔高。

从鲁迅谈及小说创作的一些言论来看，说鲁迅当时就是自觉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塑造典型人物，也是不符合他的创作实际的。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很有研究，指出过《红楼梦》的特点是“写实”，这也只能说明他对中国传统小说艺术是谙熟而且会运用的。鲁迅当然也涉猎过西方、包括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但他对这些小说的艺术谈论不多，他在谈及所谓“小说作法”时，也只是提到对生活中的“模特儿”的观察和综合。他曾经说过“如果作者、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是书中人，了”，但这里所谓“手腕高妙”，并不意味着就是指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性格”那一套创作原则和方法。鲁迅说“书中人”和“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也并非指理论家们所说的高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典型”。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当时甚至以前的 不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并写出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但不能以此作为评论《孔乙己》的前提。

从《孔乙己》这篇作品本身来看，孔乙己这个人物确实是一个成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旧知识分子，而且据说是有生活原型的，作品中也确实相当逼真的“活画”出了他的衣着容貌、言谈举止、生活处境和悲惨命运，让人一看就明白他确实代表当时社会上的这类人物，但这些是不是就足以使之成其为现实主义文学“典型”呢？我看不能。思想认识上的社会“典型人物”和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人物毕竟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作品虽然以第三者的观察视角，对孔乙己的外貌和行为作了比较细致传神的素描，但没有触及他的任何主观意识和内心世界，也不知道他半点喜怒哀乐和情感反映，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血肉之躯。其次，作品描写了孔乙己一些迂腐可笑的言谈举止，但这些行为并非他的个性化表现，而只是一种社会病态的症状。他的命运结局也并非性格使然。第三，作品费了很多笔墨描写孔乙己所处的生活坏境，包括很有象征性的咸亨酒店、很世态的短衣帮等等，但这种环境只是突显了一个社会的“冷”字，用以反衬人物的悲惨，并未构成造成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典型环境。因此，鲁迅在附记中说“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而孔乙己只不过是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符号”，或者说是鲁迅对这种社会生活认识的思想符号，还不能算作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形象。

事实上，鲁迅不是作为小说家而创作小说的，而是作为思想家和启蒙者的文学表达。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对民族性和国民性劣根的认识是先锋的、深刻的的、独到的，为了唤起民众医治劣根，他把自己觉醒的思想诉诸文学。正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此，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更多具有思想符号的意义，或者说思想大于形象。他的“狂人”是封建思想迫害人的符号，“阿Q”是封建时代压迫剥削侮辱损害造成人性病态的符号，“药”里的人物是“看客”的符号，“祥林嫂”是封建礼教残害妇女的符号，如此等等。鲁迅小说里这些人物思想认识价值是十分巨大的，具有伟大的启蒙意义，在文学上也具有很强烈的震撼感染力，但如果说在艺术手法上很典型化，人物形象上构成了文学典型，达到了那些世界公认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典型的高度，我认为还不能这么说。既然鲁迅自己对此也很“谦虚”，那么文艺评论界是否也要实事求是一点，纠正极左年代那些人为拔高的偏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