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东坡）在散文、诗歌和词等文学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创造了一代文学范式。

苏轼少年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于是，他颇为自负地在自己的房前贴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后来一位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他，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委婉地批评了他，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以此自勉，传为佳谈。

公元1056年的春天，苏轼的父亲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兄弟俩前往当时的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次考试由欧阳修任主考官，欧阳修有意将这次考试作为打击当时狂怪文风“太学体”的机会，而苏轼和苏辙的文风正是欧阳修所提倡的，所以，兄弟俩这次顺利地高中。欧阳修还特意表扬苏氏父子三人的文章，并将苏洵的二十多篇文章上奏朝廷，从此苏洵闻名天下，同时，苏洵、苏轼和苏辙的“三苏”之名开始在士大夫中传扬开来。

公元1061年，苏轼参加了制科考试，以优异成绩入三等。这一科自宋初以来，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考上。朝廷授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在任上，苏轼提出了不少减轻老百姓负担的措施，老百姓称他为“苏贤良”。任期满后苏轼回到当时的京城，又经过一次考试，三十岁时他得到了一个直史馆的职位。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朝廷的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深受宋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职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他受过良好教育，心怀大志，博学好思，随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对后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还为他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是令人佩服的。

但关键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在保守的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举措到底是激进一些好还是循序渐进好呢？王安石没有过多地考量，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他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

公元1079年，一场文字狱灾难降临到苏轼身上。苏轼因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被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又遇到一大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歪解，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被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逮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被贬黄州时，写下着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着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轼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

而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于是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变法难以顺利实施，最后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却没有得到更多得支持，根本不能把改革推行下去，于是，他于熙宁九年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统统被废除，王安石知道后，郁闷极了，不久便病逝。

宋仁宗末年，北宋大臣、史学家，宝元进士司马光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宋英宗命设局续修。宋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法新政时，司马光竭力反对，与王安石在皇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后来，司马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资治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成书。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政。

司马光当了宰相，苏轼也被起用。司马光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苏轼却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于是，司马光对苏轼产生了不满。其时苏轼升为翰林学士，在他周围有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成了实际上的文坛领袖。此时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成洛党（以程颐为首）、朔党（以刘挚为首）、蜀党（以苏轼、吕陶为首）。苏轼不愿再次卷入政治纷争，请求外任。公元1094年，苏轼被流放到广东惠州和海南岛。公元1101年，苏轼死于北迁途中的常州。而司马光当宰相八个月，因压力太大劳累过度病死。遗着有《司马文正公集》等。

宋人高文虎在《蓼花洲闲录》里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苏辙）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苏轼和高俅在政治见解、人生取向上都大相径庭，完全不同道，然而当苏门子弟有难将亡时，却是高俅救了他们的命，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姜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