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热衷的“大事件”。早在1994年，钱理群等学者就曾发出“现代文学必须经典化”的强烈呼吁。如今，20个年头虽已倏然过去，所谓的现代文学经典却始终停留于争议阶段，非但未有取得共识，反而呈现出愈发焦虑的趋势。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即是，在现代文学经典尚无定论的今天，部分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又纷纷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文学，忙不失迭对其进行类似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阐述与建构。前些时候，文学评论家吴义勤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代文学出现评价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经典化的滞后。他说：“把经典的命名权推给时间和后人，这使得对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确认，成了被悬置的问题。”

几乎同一时间，学者程光炜在其《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一文中，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之于当代文学经典的看法：“对当代文学六十年，至少在我个人对‘后三十年’文学的评价中，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和余华的文学成就，已经具有了经典 的意义。即使在1917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他们的成就似乎也不应该被认为逊于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鲁郭茅巴老曹’”。从程光炜这段话中，我读出了两层意思：一是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和余华可被认定为当代经典 ；二是认定参照的标准，乃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我对“鲁郭茅巴老曹”的评价及对当代文学的判断，与上述看法有所差异。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学十分泛滥而经典却极度匮乏的时代。

一、文学经典背后的意识形态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受此影响，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充当着政治宣传的工具。在此背景下，“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 地位逐步得以确立。显然，“鲁郭茅巴老曹”这一排序的生成，折射的是1949年后某个时期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现代文学经典的选择性建构。对此，程光炜教授还曾撰写《“鲁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为“经典”的》一文，文中指出：“鲁郭茅巴老曹”是经过文学史精心策划和“型构”的一个文学经典。故而，“鲁郭茅巴老曹”的命名与排序，并非传统文学意义上写作水平的高下，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渗透。

观照20世纪文学史，不难发现以下事实：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确乎离不开特定的时代、人群、环境，以及特定的意识形态。还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例。被确立为经典 后，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与1949年前竟然有着天壤之别，不禁令人唏嘘无比。譬如，其中的老舍先生，曾被誉为深受大众喜爱的“人民艺术家”。1949年后，他却站在时代和政治的立场上，全盘否定自己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早已形成定论的作品，并十分匆忙地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修改；曹禺，这位23岁就写出《雷雨》的天才剧 ，却在39岁之后直到他去世的47年间，再没能写出一部令他和观众满意的作品。而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震撼力、最发人深省的例子，当数郭沫若了。他曾在1966年的一次会议上说过一句名言：“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一句话，就彻底颠覆了自己昔日一代“文学巨匠”的声名。

近年来，学术界在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多次解构与重构中，亦形成迥然有别的各种文学经典版本：有将鲁迅与胡适平起平坐的；有将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穆旦、曹禺相提并论的；有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姚雪垠一视同仁的；有评选20世纪九位小说“大师”，将金庸排列第四，而将茅盾剔除在外的；还有编辑出版“世纪文学60家”书系，将贾平凹排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钱钟书之前名列第六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我想起了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关于经典的看法：“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不是由批评家、学术界或政治家来决定的。 、艺术家、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性，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所以，随着时代变迁和意识形态变化，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鲁郭茅巴老曹”这一文学经典，亦会遭遇不断被解构乃至重构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无法被列入此阵营的其他 ，写出漂亮文字及深刻作品的大有存在。譬如，在学者夏志清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至少还有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等 深受他青睐。换句话说，“鲁郭茅巴老曹”不过只是一种客观的文学存在，尽管曾贵为经典，却并不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

二、中国当代文学有无经典？

若仅从文学史书写角度予以探讨，我能理解吴义勤、程光炜等先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呼吁和推动。但是，必须看到，文学经典的形成毕竟不是“此时的事物”，中国当代文学有无经典，亦非经典化就能化出来的。评论家王彬彬就说过，只有那些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才有可能经典化。“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非常好，非常妥帖，富有文学意味，才是好作品。按这个标准，当今很多 的作品，都还达不到优秀。”这足以引起我们的 深思。

客观地说，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的现实处境并不乐观。一方面，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激情越写越多，互联网的兴起更让文学几成泛滥之势，但面对时代的复杂与斑驳、荒诞和疼痛，多数 却“自愿放弃心灵对某种真实的探求，不去主动让灵魂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而是选择和市场同流，与世俗合污，以致出现“回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质，近亲繁殖，跟风炒作，权力寻租，解构经典，闭门造车，技术崇拜，政绩工程”的恶俗景象。因此，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好作品仍然匮乏；另一方面，耐着性子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在当下许多人的阅读生活中，成功学、厚黑学、养生学类读物占据了主流，即使涉及文学，也基本局限于玄幻、盗墓、官场、职场为主题的类型文学。一言以蔽之：“务实性”成为时尚，“娱乐化”成为流行。所以，有论者认为，我们今天有小说、诗歌、散文等等，但是却鲜有文学，文学的本身存在方式被连根拔起，不再从其历史的土壤中汲取任何的营养，不再有存在的任何新发现，文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停滞了，而依其惯性产生出来的只是非艺术性的文字作品而已。如此情形，敢问经典何在？

近日，当读到美籍华裔 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时，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及前景再次表示忧虑。哈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按照这个定义，哈金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完成，也不会写成。果若如此，那么，谁是或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

三、如何看待文学经典？

不可否认，真正的文学经典，对于社会大众有着极强的精神引领作用。但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沉淀为经典？作为读者，亦或作为批评家，又该如何看待文学经典？

也许，文学写作的特殊性，导致评定文学经典的标准难以统一和固化，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唯有经过岁月淘洗和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经典。或者换个角度，借布鲁姆的话来说，“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文学经典如果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在于不同时代的读者，愿意对其进行反复阅读和阐释。而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既塑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譬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祥林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和高老头；又积淀了丰富的思想，譬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还体现了独特的审美追求，譬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刚去世不久的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从而达到文学性、思想性和审美性的完美统一。

正是通过不断地阅读文学经典，德国诗人歌德和美国 海明威后来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才悉心体悟到，任何一个认真的当代 ，都不是同自己的同辈人竞争，而是同古代的伟大人物和死去的优秀人物一决高下。美国 爱默生亦曾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由此，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某个中国当代优秀 及其作品将来会成为经典 作品，但恰如布鲁姆所说，批评家并不能造就经典之作，“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 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着，莫不如是。倘若没有足够的耐心，难免会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