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美国着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最终因为局面失控，发生了流血暴力等情况而不得不中途停止。将近40年过去，对于这个实验评价尽管莫衷一是，但是它在国际心理学界毫无疑问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是该实验的主持人菲利普·津巴多首次亲自撰写的回顾研究之作。

实验是招募一群志愿者（都是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在一个封闭的模拟监狱环境中，一部分人扮演囚徒，另一部分人扮演狱警。这个原定两周的实验虽然中途停止，但是已经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本书的副标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就明确传达了这样的观点：不合理的制度会让好人变成恶魔。这里“变成”一词其实更应该这样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天使和恶魔的成分，但不合理的制度会将“恶魔”成分激发出来，而合理的制度则激发“天使”成分。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故事曾不止一次被拍成电影，最新的影片是2010年上映的故事片《叛狱风云》（The Experiment），在相当程度上重现了当年的实验。

从原则上讲，我同意你的说法。你拟定的标题也许就是这个实验得出的重要的心理学（当然也就是“科学”的）“结论”了。不过，我们在这个专栏中谈过一百多种书了，但在这里我实在忍不住要用至今在此专栏中尚末用过的粗话来说：这是一本混帐的书！是一位混账的心理学家——有时也被归入“科学家”之列——写成的书！它令我极为反感。这种感受，与我看过的一部应该是你提到的基于此实验拍成的电影时的感受是一样的。

虽然此书所写的实验的结果很重要，但这个在几十年前所做的心理学实验，却是极度地非人性的。而作者在书中，居然只有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到“我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无辜的男孩们身上真是糟透了”，他显然是在津津乐道地在享受中讲述他的“实验”。这样的实验给受试者在精神甚至肉体上带来极大伤害，而实验的控制者却不顾受试者的受害而尽可能地延长实验，不及时终止实验，直到局面失控为止。

在今天科学研究的伦理标准下，要进行这样的实验几乎完全是不可想像的。其结论的重要，绝不成能为进行这样的实验理由！否则，日本731部队在其残忍的人体实验中得出的“科学”结果，岂不是也可以成为他们进行那样非人性的实验的理由？所以你拟定的这篇对谈的标题，其实也正可以用于描述这本书的作者本人。

你的义愤，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采用违反伦理道德的方式去获取科学知识是否合理？特别是当获取的科学知识还真是正确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

通常，对于那些比较明显的案例，比如日本法西斯731部队的实验，或纳粹德国在集中营所做的实验，人们自然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即使他们的实验所获得的知识是正确的，也不会构成原谅他们的理由。但对于有些不那么明确的情况，人们就可能因为是“科学实验”而加以原谅了。本书所描述的实验，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形。

你不能原谅作者，也许是因为他在几十年后回顾往事，仍然没有忏悔之意。那么作者的态度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了。他在本书中的态度，其实也很可能就是许许多多其他科学家或学者的态度——认为“科学研究无禁区”，认为对于知识的贪婪是一种可以原谅、甚至值得赞美的贪婪。

确实如你所说。在科学家当中，这样的态度，在我们平常的接触和所见所闻中，并非个别。那种认为“科学研究无禁区”的观点，之所以还会有市场，还会在诸多的争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恰恰说明了这点。

我们有必要反思这种观点的危害，以及它产生的原因。一方面，过去在没有专门考虑科研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众多科学家们，正在一线从事着科研工作，另一方面，虽然目前一些高校有了相关课程，但还远不普遍。因此从历史和现状来看，科学家们在有关科研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上，是先天不足的。

我们讲科学传播，并非只传播科学知识，而是包括科学研究的伦理价值在内；这样的科学传播也并非只面向公众，科学家群体也是应该是被传播对象——这恰恰是现阶段最有实际意义和能够体现出直接效果的科学传播。在所受教育并不理想的现状下，科学家群体自身也应努力有意识地接受涉及科研伦理的科学传播，而不是对之有所抵触。而科学传播的首要目标，是培养科学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只有在具备了社会责任感的前提下，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才成为可能。

说实话，我在看这本书时，以及在看《叛狱风云》这部影片时，都没有你那么强烈的义愤——尽管我承认你的义愤是道理的。那么本书作者在设计并实施“斯坦福监狱实验”时，是不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呢？

你也承认“此书所写的实验的结果很重要”，显然这个实验结果对社会进步有帮助。另一方面，考虑到该实验参加者是纯粹自愿的，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它毕竟与日本法西斯731部队或纳粹德国在集中营所做的实验有本质上的区别。换句话说，如果要“审判”的话，本书作者的罪名无论如何总要轻得多。

如果我们愿意思考“斯坦福监狱实验”所得结论——坏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的正面意义，那么这个结论对于如何消除我们今天社会上的一系列弊端，确实有明显的启发。我相信这一点你是会同意的。

这我同意。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一项研究结论的重要，并不能反过来说明这项研究的合理。否则，同样的论证就也可用于说明731部队的研究的合理性。虽然731部队的研究与本书这个项目有差别，但在科学伦理和科学研究有无禁区的意义上，这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说研究有禁区，既可以指从研究结果的后续效果上来看，也可以从研究的过程来看。受试者虽然是自愿的，但许多人是为了金钱而参加的，而且他们一开始并不真正了解实验的风险和对自己的伤害。而在他们明显地受到伤害并想要退出时，本书作者作为实验的控制者，却没有人道地及时终止实验，这就不仅仅是在设计初期的考虑不同或失误了！

但愿以这种方式来解读这本可能被有些人看作“有趣”的着作，能够将它作为一本进行科学伦理教育案例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