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保留篇目，但鲁迅原作开头写两次在北京看京剧的部分，在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时被删得一干二净。这大概因为既然京剧被定为“国粹”，这部分内容就显得不相宜了。而经这么一删，原作的主题也就被改变了不少。

鲁迅对京剧印象不好，对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也颇多微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必为之避讳。问题是如何理解鲁迅对京剧的这种态度。鲁迅是伟人，是文学大师，但他并非全才，更非完人。与我们普通人一样，他看问题也会受其视角、视野、经历、学养和个人兴趣爱好的限制。直白些说，鲁迅始终是以“外行”的眼光看待京剧的；不只他对梅兰芳“男人扮女人”的挖苦有失公允，在《社戏》的字里行间，也显示出他其实对京剧以及地方戏曲始终未真正入其门径，只是以局外人或外行人的眼光远距离而不太耐烦地打量：第一次看京剧，因座位不舒适，未及看清台上的演员就马上退出了戏园；第二次看京剧，虽然耐着性子看了三个钟头，注意力却始终在身边的观众，特别是身边拥挤着的胖子身上，对剧情并不了然，看到的只是“小旦唱” 、“花旦唱”、“老生唱”、“不知什么角色唱”以及“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而且，他再次没等散场就挤出戏院。他猜测等在大门口的人有一些“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而他本人也只为去看小叫天，心理上同样没有“入戏”。小说引用一位日本人对中国戏的观感“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对之表示共鸣，恰说明鲁迅看中国戏的眼光同样是“外来者”眼光。小说客观描写所显示的北京戏园子里京剧迷们的热情与内行，与作者的心态形成对比。

后来成为作者最美好记忆的在乡下看社戏，其实同样是以外行人眼光看的——迅哥当时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当然看得似懂非懂，所以认为“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是“最好的一折”，而老旦的大段唱，则是他和其他孩子们最讨厌的——“外行看热闹”嘛。

个人的审美趣味或偏好无可厚非，京剧迷们不必为此指责鲁迅；同样，大家也不必因为鲁迅不喜京剧而否定这一国粹。

鲁迅不懂京剧，但他的小说《社戏》却是精品，是不朽名篇！鲁迅以“看戏”为题材，艺术地表达了他对两种文明——都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五四”启蒙先驱们中显得有些异乎寻常。

《社戏》开头在京城看京剧的情节是后面回忆幼时在乡下外祖母家看社戏故事的反衬，即，以前者的沉闷衬托后者的有趣。而后者之所以有趣，其实关键并不在“社戏”的戏演得多好，而是与看社戏有关的经历和氛围，是与都市文化相对的乡村文化。

都市给人的感觉是拥挤喧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傲慢；而关于乡村的回忆，除了如诗如画如仙境的自然景色，更有人与人之间醇厚的关系、浓浓的乡情亲情。

嫡亲的外祖母对外孙疼爱之情令人动容：因为没有事先订好船而使外孙看不成社戏，外祖母真心气恼；发现外孙因失望难过而吃不下饭，外祖母说外孙“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另一方面，作为外祖母的女儿，母亲则一再宽慰外祖母；儿子急得哭时，她又嘱咐他不要招外祖母生气；儿子想和别人去，母亲又怕外祖母担心。而村里的一般乡亲把在本村做客的迅哥看作大家共同的客人，处处让着宠着：阿发主动提议“偷”自己家的罗汉豆，六一公公以自己的豆被偷为荣。上面这些，都是都市里所没有的。居住在城市而又有过乡居生活经验的读者，对此当有同感。

我们所谓“乡村文化”里的“文化”概念，其实是指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从这一意义上讲，乡村文化是更接近自然的文化。而“自然”既有其优美和谐一面，又有其粗鄙乃至粗野的一面，这要看用什么尺度衡量。用“五四”时期占据主流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审视，能看到乡村的贫困落后和乡民的愚昧麻木；但若用“反现代”眼光看，则又能发现其中的淳朴单纯善良忠厚。在大部分杂文和小说中，鲁迅用的是前者的尺度，而《社戏》（以及《一件小事》）用的是后者的眼光，所以显得有些另类，有些近似于废名、沈从文田园小说的风格了。

在乡村价值体系中，会念“秩秩斯干”固然会受到尊敬，但大家并不认为那是衡量人的主要尺度。

《社戏》的语言特别精致。仔细品味，能体会到鲁迅遣词行文的讲究。例如第二回在京城看戏时，作者写身边的一个观众是“挤小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等“我”挤出人群时，又写那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此“小”字、“胖”字都属形容词用如动词，用得新鲜而奥妙，是诗化语言，却又平易谐趣。

孩子们月夜划船去看社戏时往返途中景色的描写，将视觉、嗅觉、听觉和幻觉融合一起，有些地方似印象派绘画，是景物描写的经典段落。

初期白话文“他”、“她”、“它”不分，是读这篇小说时需要注意的。例如作品写北京戏园里长凳“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这里的“他”今天都作“它”。由此也可看出，文化巨人鲁迅身材确实矮小。

附：《社戏》原文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

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冬冬喤喤的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

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冬冬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钟才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连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小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待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误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我同时便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后无回路，自然挤而又挤，终于出了大门。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昂着头看戏目，别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我想：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而叫天却还没有来……

然而夜气很清爽，真所谓“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这样的好空气，仿佛这是第一遭了。

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园，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着者，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因为我确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戏，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园去，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哩。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来，竟将书名忘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