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除了早期创作一些诗歌外，主要作品是戏剧。一段时间里，学界认为莎剧共有37部，后经考证新增3部（《两个高贵的亲戚》《爱德华三世》《一错再错》）。就艺术形式而言，莎剧主要是诗剧，台词主要用无韵诗行写就，同时兼用散文，剧中夹有短歌、小曲及剧中剧的韵文。莎士比亚是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但首先是独步千古的语言大师。换句话说，是高超的语言艺术赋予了莎剧不朽的生命力。有论者指出：“任何人想在翻译上达到顶峰，准想翻译几个莎剧。”此说不免绝对，但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想翻译几个莎剧”者从来不乏。在莎翁诞辰450周年之际，特对其戏剧之部分中国译者及相关译作简作钩沉。

自20世纪初以降，翻译一直是莎士比亚戏剧进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早在1903年，上海达文社即曾出版《英国索士比亚澥外奇谭》（下文简称《澥外奇谭》），译出莎剧故事10个；1904年，林纾与魏易合作译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下文简称《吟边燕语》），包括《肉卷》《铸情》等莎剧故事20个。上述二译本皆为兰姆姐弟（Charles and Mary Lamb）所着《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之故事梗概。《澥外奇谭》译者不详，其影响也有限。《吟边燕语》在莎士比亚中译史上的作用当不可小觑。在该译本序言中，林纾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等进行过言简意赅的描述，他说：“英文家之哈葛得，诗家之莎士比，非文明大国英特之士耶？”“莎氏之诗，直抗吾国之杜甫”；“然证以吾之见闻，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余老矣，既无哈、莎之通涉，特喜译哈、莎之书。”《吟边燕语》出版后，学界嘉评不少。郭沫若赞其为“童话式的译述”，并让他既感到“亲切”又“感受着无上的兴趣”。王佐良更指出：“许多人是通过这个译本首先接触到莎士比亚的艺术的，而且长远保持了深刻印象。”值得补充的是，林纾说自己“特喜译哈、莎之书”，除了《吟边燕语》，他与陈家麟还曾于1916年联手译出好几个莎剧，包括《雷差德记》《凯彻遗事》《亨利第四纪》《亨利第五纪》及《亨利第六遗事》，译文同样是相关原着的故事梗概。

林纾对莎剧的翻译不无开创之功，但其笔下的莎士比亚还仅是“西方大陆上一位神奇超凡的故事大王”，真正意义上的剧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出现尚待田汉、梁实秋和朱生豪等人的跟进。“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学成为我国文艺的主流，莎剧的介绍与翻译于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直接根据莎剧用白话翻译的散文体译本。这方面，田汉可谓第一个吃螃蟹者，分别于1921年和1924年译出《哈孟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田氏说自己志愿选译莎剧，其根由如下：“莎翁的人物远观之则风貌宛然，近视之则笔痕狼藉，好像油画一样。”

梁实秋是我国声名远播的莎士比亚翻译大家之一。梁氏曾这样“总结”《莎士比亚全集》译者所需条件：“一是其人不才气，有才气即从事创作，不屑为此。二是其人无学问，有学问即走上研究考证之路，亦不屑为此。三是其人必寿长，否则不得竣其全工。”这一说法自有几分调侃意味，因为梁实秋本人即“才学两优，译作兼行”。至于“必长寿”云云，读来更有几分不尽之思，因为梁氏1930年着手翻译莎剧，而一直到1967年方译竣并出版《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卷，诗歌3卷）。梁实秋翻译莎剧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忠于原文，虽不能逐字翻译，至少尽可能逐句翻译，绝不删略原文如某些时人之所为，同时尽可能保留莎氏的标点。”对于梁译，余光中有过评价如下：“梁氏的译本有两种读法，一是只读译本，代替原文，一是与原文参照并读。我因授课，曾采后一读法，以解疑惑，每有所获。”还有一点也值得指出，即迄今为止，梁实秋是我国以一己之力译毕《莎士比亚全集》的唯一人。对此，李奭学慨叹道：“他独力撑起《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那份豪情与毅力，大概只有莎翁本人可以等量齐观，而梁译所处的社会与环境，其实又远逊莎翁创作时的从容。”

朱生豪是我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又一巨擘。1935年春，他开始收集莎剧各种版本、诸家注释和有关资料，同时研究表演艺术，为翻译莎剧做足了功夫。自那以后直到他生命终结的1944年底，虽然时运多艰而又命运多舛，他以一殉道者之精神译出莎剧31部半。对此，苏福忠不无唏嘘：“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22岁到32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朱生豪翻译莎剧所遵原则如下：“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朱译面世后，好评如潮，王元化即曾说：“朱译在传神达旨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不仅优美流畅，而且在韵味、音调、气势、节奏种种行文微妙处，莫不令人击节赞赏，是我读到莎剧中译得最好的译文，迄今尚无出其右者。”有意思的是，朱生豪本人对其好多译文也有过评说，主要见诸他写给宋清如的信件之中，此不妨摘引些许：“担心没法子保持原来的对白的机警漂亮”（谈《无事烦恼》《如君所欲》《第十二夜》等“三部曲”之翻译）；“《仲夏夜之梦》比《暴风雨》容易译，我不曾打草稿，‘葛搭’（这两个字我记不起怎么写）的地方比较少，但不知你会不会骂我译得不太像样”；“其中用诗体翻成的部分不知道你能不能承认像诗，凑韵、限字数，可真是麻烦”（谈《暴风雨》之翻译）；“《皆大欢喜》至今搁着未抄，因为对译文不太满意”；“比起梁实秋来，我的译文是要漂亮得多”（谈《威尼斯商人》之翻译）；“《风流娘儿们》进行得出乎意外地顺利……似乎我在描摹市井口吻上，比之诗意的篇节更拿手一些”；“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尤其难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谈《威尼斯商人》之翻译）。综而观之，朱生豪对迻译莎剧是自信的，对自己的译文也是满意的。关于朱译莎剧，还有一点也值得指出，即人们往往将其统称为散文体，事实上其中有着大量经典的诗歌翻译。

从上文不难见出，不论是梁实秋还是朱生豪，其在莎剧译介上的成就皆有目共睹，但在不少人看来，他们的译本也还存在着不足，最为要者，是它们都采用了“降格以求”的散文体。相关论者以为，莎剧既是以素体诗为主的诗剧，理想的译本自然应该是诗体。为着“必也正名乎”之理想，不少译家纷纷一试身手：1929年，朱维基以诗体翻译了《乌赛罗》片段；1934年，孙大雨提出以“音组”移植五音步的素体诗理论并付诸《黎琊王》之翻译实践；1944年，曹禺为成都的剧团上演而用诗的语言译出《柔蜜欧与幽丽叶》；上个世纪50年代，卞之琳、吴兴华、方平等也推出过部分莎剧的诗体译本。据我们观察，以诗体形式翻译莎剧可谓人心所向。朱生豪虽曾明确反对“逐字逐句”地翻译，但他对每个莎剧中的诗歌却尽量采用诗体试译。对于以诗体形式传译莎剧，梁实秋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的译文完全是散文……如果能有人把原文的无韵诗译成中文的无韵诗，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我们应当馨香以求。”

在对莎剧诗体译本的鼓与呼中，方平可谓不遗余力。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经过名师的指导，课堂的训练，这文学翻译的路子全凭自己的摸索。”而在多年译莎的摸索中，方氏渐渐酝酿出如下翻译思想：“越是经典名着，它的艺术形式越是应该受到尊重。尤其是戏剧，属于时间艺术，词序和句列，很有讲究，在翻译过程中不必要给移位了（变动了艺术形式），原来的语气往往因之而变形了。”相信正是因为此，方平这才力主以诗体形式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鼓与呼而且起而行。在他辛勤主译主编之下，一套集数人诗体翻译成果的《新莎士比亚全集》最终于2000年诞生。对于书名中的“新”字，方平有说明如下：“这‘新’就是重新认识莎士比亚”；“以更接近于原着风格的译文，以新的戏剧样式，结合着现代莎学研究成果的新的理解和阐释——争取做到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实践证明，《新莎士比亚全集》确实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感受。

说到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翻译，还有一个人也不能不提，他便是苏福忠。苏氏曾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该社所出朱生豪莎剧译本（《莎士比亚戏剧集》）始终看重，认为其在中国近代英译汉的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因为喜欢朱译至极，在竭力呵护与弘扬之余，苏氏还对其进行力所能及的完善，恰如他在给朋友的邮件中所述：“其实从九十年代起，我就在逐步改造人文社那套全集。应该说，那套全集还是有水准的，但是历史剧和诗歌，请了七八个译者翻译，是大跃进的做派，译风不统一是自然的，主要是压制了个体行为，和朱生豪一个人翻译那么多剧本，形成很大讽刺。……其他出版社的版本也是大杂凑，所以我想出一个译者集中一点的版本。”这个“译者集中一点的版本”不久前业已问世，取名《莎士比亚全集经典插图本》（新星出版社，2014）。该“全集”可谓名副其实，因为本文开首提到的三部莎剧新着皆已纳入其中。至于“全集”的译者，署名为“朱生豪 苏福忠等”，但总共也就三人，苏氏在其中的角色及贡献由此可见。

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据说是最理解莎士比亚的法国 之一，在他看来，“没有任何 比莎士比亚更值得翻译”。在中国，莎士比亚显然也魅力难挡，不妨再来看看本文所涉翻译家对莎翁“爱”的表白。林纾自称：“特喜译哈、莎之书”；朱生豪说：“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梁实秋讲：“我没有忘记翻译莎氏戏剧，我伏在案头辄不知时刻”；方平回忆道：“每天早上坐到我的书桌前，就像赴亲人的约”；苏福忠则别有意味地指出：“莎翁的东西，出多少也不多，好差都可以出，总比现代人的写作高明得多多多多多多……”正是因着有这等人醉心于莎剧并各显神通地将其译作中文，国人这才有机会亲近莎士比亚并领略其戏剧作品的五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