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久违的“洛阳纸贵”再现坊间；习总提了句《李自成》，大笔订单跟风而上。可不要以为这是中国才有的事。巴西总统卢拉曾说，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是本好书，霍老在巴西的知名度瞬间飙升，《极端的年代》也跟着畅销一时。霍老的书常常如此，能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受到不同人群的重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如何改变世界》，在我看来，要比托克维尔之类更值得中国领导人推荐。

霍老名满天下，不过对于他，人们总是这样介绍：“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但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后者意外贬低了前者的价值。霍老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1932年加入过英国共产党。他在《如何改变世界》中特地谈到了那年有多少“聪明才俊”被动员起来，宣布支持西班牙共和主义者：单是美国就有舍伍德·安德森、福克纳、德莱赛、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斯坦贝克、桑顿·怀尔德等，都是第一流的大脑，西班牙语世界，所有诗人都支持共和。霍老敏锐而清醒地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对那些天才人物的吸引，现在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如他自己，其动机纵然经他多次阐释，也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题。敌人们耻笑他伪善，乡愿，死也要抓住年轻时的幻想，同情者则说，霍布斯鲍姆并非糊涂一世，别人是因为明白而放弃，他却是因为明白而坚持。

在柏林当学生时，霍老适逢希特勒掌权，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时就认定，这一生都离不开政治了——确切地说，是左翼政治。与其说人是因为笃志于一种抽象理念而进入政治行动的，不如说主要是出于经验，霍老在《新千年访谈录》里就是这么讲的，当访谈者问他，当英国共产党式微并弊端尽显时，他为何不与它决裂，霍老回答：

“我想我是可以那样做的……但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应该对一种伟大的理想以及为了这种理想而献身的人们保持忠诚。当我再1932年加入共产党后，这种忠诚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准备要做的事情。我还能记起为了那个理想而献出生命的所有朋友和同志们，他们为了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身陷囹圄，受尽酷刑。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放弃了事业成功的机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去为党工作的人们，他们拿着普通工人的薪水……我从未做出过这种牺牲。我所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通过拒绝物质利益与职业便利，表明自己与党的事业休戚相关的一点新意……”

共产党的毛病，事实上每个左翼政党多少都有，那就是要其成员放弃独立思考，惟党的利益是从。霍布斯鲍姆并不讳言。可是，经验要求他去做一些尽忠的事情，最起码待在党内，忍受相对的贫穷和不利。他甚至坦率地说过，他一直尽量避免去提到苏联那些让他难以启齿的真相，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同志们的感情，为此，“选择性失明”的罪名落到他的头上，逃都逃不掉。

所幸，他在94岁高龄上完成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为自己正了名：我不是党徒，我也不能像马克思所教诲的那样“改变世界”，但我至死都要改变人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英国共产党于1960年解散，而霍老则以自己的方式——耕耘学术，守住并延续了他忠于本党的许诺。他最受人诟病的立场问题，在该书的第十五章就已澄清，他说，与其哀惜苏联东欧版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如为冷战的结束欣慰一下——这事关人类的大利益；胜利的资本主义世界继续鞭尸，“就像波兰已经没有犹太人，但是反犹主义仍继续存在一样。”

在“七个犹太人改变了世界”那个有名的段子里，归于犹太人马克思名下的格言是“金钱就是一切”。虽然以偏概全，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熟悉并不太喜欢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似乎恰恰是马克思打开的账户，是他，第一个强调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这个理论被引向世俗拜物教，那也是马克思的责任不是？另一个矛盾就更加妇孺皆知了：马克思畅想的是一个大同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却被认为铸造了20世纪，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每有人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席间必有人冷笑着提斯大林和古拉格。

马克思死于1883年，毫无疑问，他没能料到“后来的事”。不过，就此为马克思撇清干系，这格调就太低太俗了。霍老承认，做个“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有时是种煎熬，他宁可去做个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也不想研究20世纪，他所研究的东西并非不重要，只是“不受欢迎”。饶是如此，霍老还是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极端的年代》和《如何改变世界》，我们看到，他用一种不温不火、细水长流的博学，洗净了身上党徒和乡愿的嫌疑：从左翼政党斗争、分裂，到林林总总的工人运动，到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衰，到异议分子的受压制，他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博学势必让人平和，鲜发偏激之论；我们还看到，他神奇地将理论家、怀疑论者和信徒等多种彼此冲突的品质集中到自己身上——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受这一番“煎熬”的了。

霍老用英语写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数不多，因此，《如何改变世界》辐辏了不少过去写好的文章，但大多数内容，英语世界的人都未曾看过。此书的第一部分评介马恩作品，第二部分分量更重，霍老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被付诸实践——“改变世界”。他几乎熟悉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甚至连《资本论》在五六十年代有多少个印地语、孟加拉语和马拉地语译本这种“冷知识”，他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如同基督教，亦如同两希先哲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本身多么神圣，多么近乎真理，而是因为它在马克思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激发了如此复杂的社会变革，引起了纷然杂陈的事件，成为后人理解20世纪时不能不审视的一个核心要素。传统上认知马克思作品，向来有两种态度，其一奉为圣经圭臬，无可替代，必须忠实地执行马克思的理论，才能铺就一条通往取代资本主义的胜利大道；其二则将其降低到众多理论着作之一的位置上，和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一样，可以研读，却不能按照它来行动。当然，霍老否定了第一途的狂热，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必须正面从理论进入实践——从“认识世界”进入“改变世界”——时所触发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和关系。而相比第二途，他的态度又要更加热忱，他说，马克思死后，“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地被人提起，不断地唤回到公众、学者、政治家的话语之中，仅凭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不会真正消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马克思主义最风光的年代，但那是沾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光，也是因为苏联的强势带动。霍老提醒读者——借句鸡汤话——“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把党争搁置一旁，我们要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强大、坚韧、长于转圜变通，的确超出了马恩的预料。想想七十年代，眼看着两极对峙的天平朝着苏联一面倾斜，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骇浪，将局面一下子扳了回来。再想想更早些时候，拉丁美洲的去殖民化，发展中国家崛起，“第三世界”这一政治术语问世，马恩所设想的阶级斗争似乎被民族革命的洪流所淹没，成了一桩（说得好听点）“过于超前”的设计。

然而，霍老总是在走远了的时候把我们拉回主题，他说，即便在1983年（马克思逝世百年）后左翼的大退潮之中，马克思的着作仍是一件利器，被用来分析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他又说，第三世界的新生事物，与古旧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没有关联的：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无法抵制运用‘第三世界’概念的诱惑，因为这一概念似乎符合一种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世界……的修正模式，因为只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看上去保留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遥远的社会革命前景。”

在《如何改变世界》里，我们还能找到许多类似的柳暗花明的勾连论证。如果说它们有时让人生疑——“作者何以还能保持乐观，还能坚定地扞卫他的左派立场？”——那也是因为作者本人已极尽其详地勾勒了历史环境的变化，说明了当下的处境与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早已有霄壤之别。“改变世界”这一宗旨，一百年前就被人淡忘了，因为“左翼取得的巨大成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纲领”，社会主义者们并不知道，也没有认真地讨论过，万一取得胜利，他们将如何从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和“掘墓人”的位置上，转移到国家经济的管理者的角色之中。资本主义，这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诊为即将病入膏肓的患者，后来一次次从“危机”中奋起，甚至还变得更强了。

要是把所有相关的灾难都推到马克思头上，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么做，就像把车祸归咎于发明汽车的人，把赌博归咎于发明扑克和筹码的人一样，无异于思想的懒惰和投机。《极端的年代》全书最后一个词是“黑暗”：“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若非社会为之一变，便是一片黑暗。”这是一个化石级的老左派会说出来的话。但是，霍布斯鲍姆又从不讳言一个现实，即左翼运动当年力图拯救的“受苦的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处境已经改善得太多太多。未来有可能一片漆黑，但19世纪的人设想的那种革命，也不再有发生的可能。

“改变世界”这四个字，霍老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他要给自己内心的选择以一个交待。即使归了道山，他留下的着作仍在一次次向读者们确证，这枯槁老人仍旧保持着一份足够真挚的左翼信仰，它曾在适当的环境里，比如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像休眠千年之久的胚胎一样，重焕一些生命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