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夏志清，是读到钱钟书一九八○年为《围城》所写“重印前记”里的一句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着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我很喜欢《围城》，是以对此印象颇深。后来大陆翻印张爱玲的作品，我读了更中意，介绍又说张受重视亦得力于夏志清的举荐，于是这个人对我来说真的成了一件事了。这时我已打听到，“夏志清教授的英文着作”叫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香港出了中译本，即《中国现代小说史》。接下来我想的就是无论如何赶紧设法买一部来读。

前不久找出母亲一九八六年去香港时写给我的几封信。其中一封写道：“这里有《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志清着，据店员说夏志清只着此书，是否？书价五十五元。”另一封则说：“我只买了一本夏志清着小说史（这书有点折角，只此一本了），是香港翻版的，我逐章逐句对过，也问过售货员，是完全一样的，就便宜多了，原版是五十五元五角，翻版是三十五元，打了折扣（正在春季大减价），为二十八元八角。”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这已经花掉我整整半个月的工资了。母亲在同一封信中还问：“张爱玲的书要吗？”说实话除《秧歌》外，其他都是后来才买的——“伤哉贫也”。

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如今还在我的书柜里，版权页印着“一九七九年七月初版，一九八二年二月再版”。母亲信中所说的“翻版”又是什么意思呢。查此书封底贴有“友联出版社”的价签，可知并非盗印；但我见过不少港台书，再版、三版乃至N版，并非以保存下来的纸型付印，而是用先前的版本复印，版次越多，字迹就越模糊。此书亦不例外。当年没买几乎贵了一倍的初版本，诚为憾事。《中国现代小说史》二〇〇一年改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又买了一部，发现除卷首添加的“出版人的话”、“《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和“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不到三十页内容之外，其他部分还是用友联版复印的，而且比我的友联再版本字迹更模糊。

这些自然是后话。当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到手，只顾一口气读完。借用前人的说法，正是“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以后我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发的一点议论，可以说都是受了这本书的启蒙。我始终对作者存着一份感激之心，可惜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表达。

几年前我写文章说，长久寂寂无闻的张爱玲、钱钟书，曾经倍受冷落的沈从文，经过《中国现代小说史》着力推举，早已人所共知，而且大受欢迎；与之相伴的是，作者的文学史观至少有一部分先为普通读者后为有关学者所承认。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可重视之处，虽然作者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在对其他 的论述中。除了书里那些精辟论述外，我的兴趣还在于这本书被大家接受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夏氏何以能够做到如此；而他人类似举动，如“排座次”、“写悼词”等，全都成了笑柄。大而言之，那些只是私见，不能成为公论；夏着首先是“公正的论”，才成为“公众的论”。史实已然存在，有待真正的史家予以发现、揭示，其间并无可以造作的机会。具体说来，尚须两项支持：其一，前面已经提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文学史观；其二，具有艺术感受力，此为接受乃至评价一部作品所必需，无论对于文学史家还是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如此。二者分别关乎一部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彼此又互为因果；缺乏一项，文学史都不会成功。

现在夏志清已经去世，我回过头来重读自己这番话，觉得所说“作者的文学史观至少有一部分先为普通读者后为有关学者所承认”、“虽然作者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在对其他 的论述之中”，还有一层意思有待发挥，如此或许才算周全。实际上，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小说史》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为中国读者所接受。这本书的贡献，不止是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的重新评价，书中谈到其他 如茅盾、巴金、老舍等，作者所下功夫同样扎实，有关论断同样精当。如对茅盾，评价最高的是《霜叶红似二月花》、《春蚕》，而以《子夜》、《腐蚀》等为失败之作；对巴金，评价最高的是《寒夜》、《秋》，而以《家》、《春》等为失败之作；对老舍，评价最高的是《骆驼祥子》、《离婚》，而以《四世同堂》等为失败之作。这对论家和读者似乎应该不无启发意义，然而实际上并未产生明显影响。

这里举个例子。夏志清去世之后，媒体报道中有“他贬低老舍《四世同堂》”的话。我们且来看看关于老舍创作《四世同堂》，《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怎么说的：“他所要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斗争而已。在表现这些课题时，老舍是很传统的，因为他这种善恶二分法，是植根于中国通俗文学和戏剧的。不过在一本真正的小说内，任何道德上的真理，应当像初次遇见的问题那样来处理，让其在特定的环境中，依其逻辑发展。我们在读《惶惑》，《偷生》和《饥荒》时，愈来愈为书中惩罚罪恶原则的机械运用，为那些汉奸和坏蛋们所遭遇的天外横祸或者暴毙等等感到尴尬。这样一种幼稚的爱国心以及憎恨罪恶的表现，使小说读来毫无真实感。”了解文学批评的人便可看出，这是相当深刻的分析，其意义已经超出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四世同堂》的问题不仅仅是失败，更重要的在于倒退，甚至可以说，它一直退到了整个新文学之前。另外我要补充的是，老舍从未在日据北平生活过，《四世同堂》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胡编乱造的。现实主义 分为两类，其一可以借助想象，其一必须依靠观察。老舍属于后一类，如果非要去写自己没有亲身经历或只草草看了几眼的东西，不可能取得成功。不仅《四世同堂》如此，此前的《火葬》，此后的《无名高地有了名》，以及《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红大院》等一干剧作，概莫能外。由此反观“贬低老舍《四世同堂》”，我深深感到，夏志清所面对的是一个惰性与盲目使然的世界，要想予以改变，他还是势薄力单。

除《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夏志清另有一部《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也是卓见叠出。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中译本序”中，曾预告计划要写“抗战期间的小说史”和“《红楼梦》之后和‘文学革命’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研究”，并说：“假如这两部预告的书十年之内可以完成，至少可说我对中国长篇小说的研究（从罗贯中到姜贵）已告一段落。”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这两部着作均未完成。不过他说：“我仍在继续研究中国古今小说，你若看了我的新着《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哥大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就知道，我已写了不少篇明清小说的论文，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那六大名着。我评论《镜花缘》、《老残游记》、《玉梨魂》等近代小说的文章，皆见《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早已有中译本，可惜一般访问者都没有看过。一有空，我即要写一篇评论《海上花》的文章。我的研究主题早已不是张爱玲、沈从文这些现代 了。”（《夏志清：讲中国文学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载二〇〇八年七月三十日《南方都市报》）。也许对夏志清的最好纪念，就是尽快把《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一书完整地译为中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