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意欲废掉光绪皇帝，另立新帝。列强闻之，一片哗然，纷纷表示反对，使慈禧计划落空。不管老佛爷是基于何种原因放弃了废帝之念，列强的反对，应该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废立皇帝，本来是中国的内政，西方国家指手画脚，意图或实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但这次他们对于中国主权的“不尊重”和内政的干涉，却获得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尊重和好感。因为，国人同情光绪帝，对于列强干预慈禧掌控的中国内政，反而拍手称快。这个时候，国人就不会骂西方列强了。在这种情势下，所谓的主权与人权、内政与外交等等关系就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相当诡吊了。

如果说近代以来基于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主权与人权观念，因其在中国是新鲜事物，存在水土不服、本能排斥的问题，那么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现当代，除了中西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鸿沟，使得主权与人权的中外差异更为复杂。

唐僧师徒西游途中，经过一个名为“比丘”的国家，它的主流政治哲学与东土一样，都是“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所谓的主流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八戒也认为，本着尊重他国意识形态的行为标准，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得干涉其内政，必须尊重他国基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即便这种意识形态在外人看来是恶的，甚至在本国人看来都是恶的。

事实也正如此，就连比丘国的接待官员，在唐僧师徒面前，对于取1111个男童的心肝作为药材，为国王治病的行为，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与谴责，但八戒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他完全认同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

不过，八戒认为主权高于人权，这与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在观念上恰巧相反。美国人在对待不同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往往都会举起人权的大棒，振振有词地干涉他国主权和内政，甚至动粗动武。

我想，八戒如果当上美国总统，他应该会在外交政策上，更多地尊重他国的主权，并适当收缩其人权大棒的战线。反观中国，我们一般在战略上会克制自己对他国的内政干预，进而极大包容地尊重他国的主权。

我们经常批评美国打着人权的幌子，侵犯他国主权，在人权上实行双重标准，即美国对他国人权加以指责时，更多是基于自己的利益。如果美国真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以及源于此种价值观的人权观，那么本国利益的考量即便不是那么明目张胆，也是巧妙的、隐形的和长期的。不过，以自己本国利益作为国际关系的出发点，这是古今中外亘古不变的法则，美国人把这个活做的很巧很好看。

当然，美国对中国只顾主权、不顾人权的指责，的确是打着道义的旗帜，而实则有着极大的利益关切。不管是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最终都是要更多地关注本国的利益，这是亘古不变的“天理”。而在关注本国利益的时候，毕竟，美国人早就经历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们当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后发展国家的人权指手画脚。

不管是美国观念中的人权，还是中国观念中的主权，都是很难掰扯的道理。唯一肯定的是，如果面对比丘国那样的暴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和美国都会强烈谴责，美国或许会派出海豹突击队，救出那一千多个男童。中国也会积极支持美国的突击行动。谁叫西游上的这个比丘国过于疯狂，连现代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国家，恐难做出此事。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西游说的是古代的国家。用现代国家的人权标准来衡量古代国家，想必也相当蛮横和自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的八戒尊重古代比丘国的人权，亦无可厚非。

总之，所谓的人权与主权，如果就事论事，从纯学术上来讨论，大家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唾沫横飞。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所谓的人权与主权就完全不可能纯学术，反而全都归之于政治。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个学者可以为了学术而学术，也可以为了政治而学术。既然学者都可以把纯粹的学术研究导向政治，那么国家之间的交往就更没有什么道理可以争论，都是政治与利益罢了。所谓的人权和主权之争，就显得特别搞怪和不合时宜了。

按照八戒的观念，西游中，唐僧一行人所到西方各国，其实很多都是在无端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唐僧等人，或者说我们读者，都认为那些妖魔鬼怪，必须本着大唐世界的普世人权标准，来加以剿灭。其实，所谓的妖魔鬼怪，不过就是与唐僧等人不同而已。或者说，与一般人不同。更或者说，妖魔鬼怪所代表国家价值观不同于东土大唐，两者对人权的理解完全不同罢了。

而悟空等人，的确是国际主义战士，如切·格瓦拉一般，会彪炳千秋。可是，您要是仔细一想，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悟空等人在西天取经路上某些行为，的确如美国大兵一样，无比嚣张和跋扈，手握人权的利器，见不满之人就杀，见价值观相近的人便予以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