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110周年。当然，这部着作是作者在1902－1904年间陆续写成发表的，而1903年这个时间点不能说毫无意义。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值得纪念的作品。说得夸张一点，中国人能有今天，首先要拜其所赐。清末输入新思想、新学说，最有功者，首推梁启超。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中，以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的文章，灌输各种新学说、新思想，尤具特别的魔力，影响了一代人。胡适就曾以赞赏的口吻讲到梁启超的文章带给他的感受，他说：“他在这十几篇文字（指《新民说》）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百余年后我们读他的文章，又何尝没有同感呢？他在当时就有胆量说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话，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精神、政治能力诸多方面，都是作为现代中国人所应该具备的。我们不得不说，在近代中国，梁启超第一个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现代人格的设想，并努力实践之。他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批判，恰恰是以新民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他的破坏，立足于建设，不仅破旧，更要立新。

忽然想到梁启超与他的《新民说》，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刚刚读了徐贲的两本书：《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和《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引起许多联想和感慨。两本书中所收，都是徐贲近年来议论公共文化事件或现象，进而关于公共社会事件和现象的时评。以前读徐贲的书，知道他是研究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他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我读过不知多少遍，是我了解文化批评理论的入门书之一。现在，他从文本走向生活，从虚拟走向真实，对发生在自己或别人生活中的事情，发表感想，同时，希望自己的议论也能在社会上引起别人的有感而发，从而能在人与人之间通过言论的交流形成一个由想法和议论交织而成的话语共同体。显然，这里所谓“有感而发的‘感’，不仅仅是情绪的感触，而且是智性的感悟、价值的感知、意义的感想，也就是思考和思想”。它带给读者的也就不仅仅是一种看法，还有支持看法的学理，尽管这种学理往往隐含在作者的社会问题意识和批评意向之中。它的作用就在于使社会公众意识回归常识和理性，使之成为一种以优化公共生活和公共文化为目的的启蒙。

所以我们看他关注问题的方式，事无大小，都放在公民政治的框架之内来讨论，其出发点和所期许的，无非是要启发读者对于公民身份的自觉，造成一种人人参与公众事务的社会风尚，并从中学会以理性、自由、公开的方式讨论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过，这只是公民的形式身份，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并能自由行使宪法所赋予他的全部权利时，才算具有公民性。这是一个公民的法权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公民不是被任命、被赐予的，而是努力做出来的。没有参与便没有公民，也就是说，公民身份需要通过参与公众生活体现出来。公共空间的存在，尤其是公共讨论空间的存在，可以为公民身份的确立提供一定的保证。作者在写作中始终贯彻了这样一种态度，即对待社会公众事件，往往是从公共生活、公共伦理的角度发表意见，严格区分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比如腐败问题，他认为，只有从公共伦理的角度加以分析和批评，才能避免消极的反腐败，而变为积极地提倡社会正义。在这里，社会正义固然与道德有关，但所涉及的绝非个人道德，甚至不是集体道德，而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进而言之，只有在体制和制度缺乏正义性，或不具有正当性时，腐败才有可能滋生。

说起来，作者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已经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公众，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公众空间，以分享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相信，这种读写相长是可以促进公民的自我成长和自我优化的。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优化和成长不是一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而是政治上的成熟和自觉，其中包括能力、知识和智慧。很多人欣赏美国的民主制度，殊不知这是以美国公民在民主政治上足够的精明强干为前提的，托克维尔就曾感叹普通美国公民的民主知识和实践能力比欧洲的政治家们还要强。当然，他们的精明是在公民社会的自治实践中磨炼出来的，是长期自我教育的结果。托克维尔在美国所看到的，后来同样也被梁启超访美所看到，他惊叹于美国人自治能力之强，认为是美国民主共和之基础，因此希望中国的立宪，也能从新民，即从造就新的国民或公民开始。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他还说：“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见覩 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新民，但在中国，新民又何其难哉。他曾在《新民议》中谨慎地表示：“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原，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实理论之理论中最粗浅、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国民今日未足以语于实事界也。”难固然很难，但梁启超并未轻言放弃，他办报，写文章，清廷宣布筹备立宪后，他又鼓励国民积极对国事发表意见，参与立宪进程，他把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以及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干预，都视为国民的政治实践而加以鼓吹，他还希望国民能尽快觉悟到自身所拥有的权利，运用所掌握的政治、法律、财政的常识，从而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立宪派三次请愿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对运动加以指导，对民众加以支持和鼓励。有目共睹的是，清末国民政治能力的提高与权利意识的强化，与梁启超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胡适才说：“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并在他去世时写下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

当年，梁启超对于“新民”有过一种想像，他的蓝本就是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英美人。他认为，他们的独立自助之风最盛，守纪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常识尤其是判断力最富，权利之思想最强，而且最坚忍，不尚虚荣，重视实业，这些都是中国国民所缺少的，应该“采 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所以他力主国人如果新其自身，一定要在公德上下功夫。而他所谓公德，即“人人相善其群者”，其中包括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意识、自由平等理念、自我管理能力等能使人“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也可以将其概括为社会国家伦理，或公共伦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自我教育，获得有关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识，摆脱政治愚昧，而变得善于运动自己的头脑，参与公共事务，要求知情权，没有知情权，也就没有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公民。

这其实是梁启超未尽的理想，尽管百余年来，国民的进步不可以道里计，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并没有获得制度性的保证，而公民社会的成长，公共空间的建立，也仍然有待于人们的努力。我读徐贲这两本书，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新民百余年，仍然“效不见覩”，仍然要问“何也”，可见新民之难，启蒙之难，立宪之难。这里有制度的原因，也有国民自身的原因，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以国民为基础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此言绝非虚妄。而徐贲所作工作，显然正是延续了梁启超那一代人所开启的启蒙事业，而他们这一点学者，自有许多超过前辈的地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也给了人们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更多可能性，公民社会、公民伦理也将更加深入人心，这是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