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万历25年（1597年），一个名叫袁宏道的人，来到绍兴看望朋友。在某个晚上，百无聊赖的他，随手从朋友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名叫《阙编》的诗集，纸张印刷都很不讲究。借着油灯的光，袁宏道读了起来，才读了几篇，不觉惊起，便问朋友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朋友说是乡中的一位前辈，名叫徐渭，字文长，五六年前去世了。现在有些地方挂着的卷轴书画中，有落款为“田水月”的，就是这个人。

　　袁宏道不禁想起少年时，在酒肆上见过一个名叫天池生的人所写的杂剧，意气豪放旷达，和当代人完全不同，因此他怀疑作者应该是个元人。后来到绍兴，见到一些地方挂着的书画卷轴，落款为“田水月”的，点画之间，铁骨丹心，似乎胸中别有一股不平之气。袁宏道很是惊骇，却不知“田水月”是何人？原来此人正是徐文长。

　　于是，两人跳了起来，一边读诗，一边大声叫好，把一边酣睡的童子都惊醒了。

　　从此，袁宏道逢人就称文长先生。朋友来看他，就拿出徐先生的诗念给他听。后来，他写了《徐文长传》，收在万历28年刊刻的《徐渭长兰集》中。其后稍作修改，收入万历36年的刊本《瓶花斋集》里。在袁宏道竭力推动下，迎来了徐文长遗着出版和评论的高潮。

　　就这样，袁宏道和《阙编》的一次偶遇，改变了徐文长寂寥的身后事。在生命消失之后，他却如夜空中的星星，放射出璀璨的光华。

　　这种穿越时空的相逢，实在是太有偶然性了。

　　关于袁宏道和徐文长的奇迹般的相遇，黄宗羲《青藤歌》说：

　　“岂知文章有定价，未及百年见真伪。光芒夜半惊鬼神，即无中郎岂肯坠？”

　　在袁宏道看来，徐文长“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

　　以袁宏道的观点，徐文长的诗，比李贺、杜甫、苏轼更为全面。如此评价，堪为古今第一人了。所以，袁宏道把徐文长的诗文，定为本朝第一，实在不算什么。

　　那天晚上和袁宏道一起边看便叫好的朋友叫陶望龄，他在文中记叙了这件事。

　　“文长没数载，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来会稽，于望龄斋中见所刻初集，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闻者骇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谭乎？”

　　陶望龄对袁宏道把徐文长称为“有明一人”，是有所保留的。陶称道更多的是袁的发现之力，将袁比作“渭之桓谭”。桓谭是东汉着名文学家杨雄的知音。据《汉书·杨雄传》：

　　“（杨雄）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

　　陶望龄之所以将徐渭比作杨雄，是感于两人安于困苦，不被时人了解的相似命运。与桓谭对杨雄的评价一致，是袁宏道对徐文长的褒扬。正是袁对徐不遗余力的推广，才使得徐声名鹊起。

　　“今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矣！而仓猝邂逅之间，断编残简之际，巧而合者，无如袁中郎。”

　　在诗文之外，袁宏道顺便评论了徐文长的字画。在袁宏道看来，徐文长的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这个王雅宜，就是唐寅的儿女亲家，着名书法家王宠。在袁宏道看来，徐文长的书法成就，当在王宠和文徵明之上，理由是书法不仅是“法”，更在于“神”。徐文长的书法，笔意奔放，苍劲中别有姿媚，神出法外，就像是散圣和侠客。这个评论，我以为是极到位的。

　　笔意苍劲，若无丰姿内蕴，就如干柴，无趣得很了。此文在收入《瓶花斋集》时，删去了与王宠和文徵明的对比，及后面的议论与感叹，而加了句欧阳永叔的话：“妖韶女老，自有馀态”。妖女老，而风骚入骨，拿来评价书法，袁中郎真可谓行家了。

　　至于画，看来袁宏道确是知之不多，所以未敢多言，只是认为徐的画，是诗文书法修养的自然旁溢，所以“超逸有致”。

　　对于徐文长的画，袁宏道的评价可谓小心翼翼，只是他未想到的是，今人已把他看作是大写意花鸟画的开山祖师，地位堪比由董其昌推定的文人画鼻祖王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