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岁末,着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安详辞世,享年93岁。据说当时夫人王洞还给他吃了点东西,夏志清疲弱地对妻子说:“我很累,我要走了。”这是夏志清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夏公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和荣耀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正如有人所说,如果没有这本书的问世,我们可能不知道世上还有张爱玲,钱钟书的《围城》不会家喻户晓,沈从文的名字也会湮没在故纸堆里———夏志清用他的才识为我们推出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江湖,正是由于他的推崇,我们的学者才开始重新审视意识形态重压下的现代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夏志清为后人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 一个人 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夏志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坐标。 夏志清原籍江苏吴县,1921年出生于上海浦东,毕业于沪江大学英文系。这是一所教会背景的学校,英语是其强项,在校期间,夏志清阅读了大量东西方文学名着,这为其日后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埋下了伏笔。 1946年9月,夏志清随长兄夏济安到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的研究。当时一位华侨捐给北大几个留美名额,学校决定通过考试选拔,考题是作文《出洋留学两回事》,规定必须用英文写,外加一篇英文写的论文。这对于出身教会大学的夏志清来说不是难事,结果他以高分夺魁。事后有人不服,闹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虽然对夏志清的学校背景不是十分满意,但最后还是推荐了他。后来夏志清回忆说:“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他(胡适)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夏志清对此事一直未能释怀,多年以后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引起轰动,也一直没有送给胡适一阅;晚年后他又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中发泄了对老校长的不满:“1951年,我同胡适之先生写封信,想了半天还是觉得打封英文信比较大方,结果他老人家置之不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夏志清是一个率真、本色的人,也是一个爱较真的人。 夏志清后来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1961年,夏志清用英文出版了让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夏志清去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91年退休。 夏志清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印象的组合》、《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今年2月,又在台湾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这是夏志清的最后一部着作,据说当时他已要用轮椅代步。 一本书 夏志清的名字之所以在文学界特别是中国文学界如雷贯耳,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缘故。 对于当初写这本书的动因,夏志清回忆说:“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从做学问开始,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我是拿到博士后,才去仔细审读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容易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被感动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写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发现早期白话新诗写得这样坏,简直无法作评,倒是小说比较耐看,就认真去写一部小说史吧。” 夏志清于是开始了他的专业阅读生涯,当时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多,哥大要好一些,于是夏志清每隔一段时间便去哥大借书。但即使这样,夏志清还是留下了诸多遗憾,他那时到美国时间不长,生活条件也不好,手头资料有限,大都是从图书馆借的,还有些是凭着原来的记忆。正因为这些原因,有很多重要 在书中都没有涉及,比如萧红,比如李劼人。但让夏志清聊以自慰的是,他的这本小说史与以往的文学史截然不同,颇多真知灼见,后来他回忆这段时光,对自己取得的成就还算满意:“中国文学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这样讲,你也这样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学的根底好,看的书也多,写出来的评论,较有分量。《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个好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有个人观点的第一本。” 《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吴组缃、张爱玲、钱钟书、师陀等 都有专章论述,对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人更是青睐有加,给予了高度评价。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价为“她可能是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 ”;对钱钟书《围城》的评价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称赞沈从文“这世界,尽管怎样堕落,怎样丑恶,却是他写作取材的唯一的世界”———在沈从文被两岸文学界遗忘的年代里,夏志清是惟一一个如此评价他的人。 夏志清的评价在时人看来不啻于石破天惊,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几乎被人遗忘,可以说,如果没有夏志清的研究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推广,就没有1980年代以来的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热。有人说夏志清的一本书捧红了张、钱、沈,其实并非如此,夏志清只是还原了这些 的本来面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不是“重新发现”了哪位 ,而是提供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 《中国现代小说史》由刘绍铭、夏济安等一流学者翻译,中译繁体本于1979年和1985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2005年7月,这部着名的中国小说史在问世几十年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三位 夏志清与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都有过直接交往,但都不多。 他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在1944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聚会地点是英文系毕业生章珍英女士家,与会者大概有二三十人。夏志清后来在《超人才华 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中回忆说:“(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当时张爱玲已经大红大紫,但夏志清还没开始研究中国小说,所以对张印象不深,两人泛泛而谈,也未涉及文艺。 1950年代,夏志清开始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从朋友宋淇那里得到张爱玲小说《传奇》和《留言》的香港盗印本,一读之下惊为天人,于是便在自己的着作里开辟专章介绍这位传奇女 ,所用篇幅,超过了许多名家,包括鲁迅,评价之高,也超过了鲁迅。 两人一生见面只有六次,平常主要靠通信联系。通信大概始于1961年3月,当时爱玲收到夏志清邮寄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曾把张爱玲给他的信整理统计:1963年—1968年是32件,1970年—1978年是47件,1979年—1995年是27件,共106件———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直至张爱玲去世。 夏志清与钱钟书相识与1940年代初,据宋淇之子宋以朗介绍:“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钟书和杨绛。” 夏志清在《追念钱钟书先生》中则生动地描绘了风华正茂的钱钟书:“钱钟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此处夏志清记忆有误,应是1943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钟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 夏志清的这篇《追念钱钟书先生》是钱还在世时写的,事情缘于宋淇的误传信息,当时宋淇写信告诉他“钱钟书先生去世了”,后来才知是误会。1979年钱钟书访问哥大,夏志清又写了《重会钱钟书纪实》,记录了久别重逢的欣喜:“我们从会议室走向大门,他们已步入大楼了。钱钟书的相貌我当然记不清了,但一知道那位穿深灰色毛装的就是他之后,二人就相抱示欢。钱钟书出生于1910年阳历11月21日(根据代表团发的情报),已69岁,比我大了九岁另三个月,但一无老态,加上白发比我少得多,看来比我还年轻。” 三人中与夏志清接触最晚的当属沈从文,《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近20年后,沈从文才与夏志清会面。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访问美国,在哥大作了《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演讲,主持人由夏志清亲自担任。1983年,沈从文已经患病,夏志清去北京时专门前往探望。 两人接触虽少,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夏志清曾在无意中揭示了沈从文在文学上有种“野心”:他要使自己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 比肩而毫不逊色的程度———沈从文晚年曾在私信中透露过这种心愿,夏志清传神地把握住了这点。 人生有一知己,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