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家齐如山先生在其《谈四脚》“评余叔岩”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比如叔岩常说“歌唱好的，要有黄钟大吕之音，程长庚所唱，都是黄钟大吕，歌唱要分十二律，六律六吕”。……以上这些话，当然都是文人对他说的，所以他在人前，也常常说，也颇自得。一次在梅宅，客厅里只有我同叔岩两个人，我问他“你常常说的这些话，你都讲得上来？”他说“怎么讲不上来？”我就问“黄钟大吕之声怎么讲？”，他说“就是正气的声音”。我说：“这句话的意义，不但你不懂，就是跟你说的那些文人，也都不懂。”他问我“您怎么知道他们不懂呢？”我说：“他们要懂，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了。”黄钟大吕，是两个调门的名词，就如同现在说，正工调、工半调，或六字调、六半调等等……比方说，那个人唱的真是正工调工半调，这句话可以讲的通吗？既是正工，便非工半。倘是工半，便非正工。两个名词同时说，便不易解。（引自齐如山《京剧之变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齐先生的意思是说黄钟是一个调门儿，大吕是一个调门儿，连起来用，文法语法均不通，意思更不通。就如同E调与F调，要么是E调，要么是F调，EF调则莫名其妙。笔者以为，齐先生这个话题大致涉及三个层面，一，黄钟、大吕之本义。二、黄钟大吕能否连用。三、黄钟大吕的礼乐义理。

　　一、黄钟与大吕之本义。

　　1、黄钟与大吕均为乐器名。《汉语大词典》“黄钟”释文首条：“古之打击乐器，多为庙堂所用。”黄钟即为大钟。此大钟之得名“黄”，《资治通鉴》载：“昔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正声。”黄钟之黄源于黄帝之黄，可谓久远。大吕亦古钟名。《左传》：“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晋代左氏春秋学大家杜预注云：“大吕，钟名。”唐代史家张守节《史记正义》又云：“大吕，周庙大钟。”

　　2、黄钟与大吕各为律吕，即音调。中国古代有十二律之说。十二律又称十二宫，即十二调。《周礼。春官》：“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十二律源于十二种乐器所发之声，分阴阳各六。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亡射为阳律六；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律六。这十二种发声之器通常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管径相等，以管之长短而分出音之高低。从最低一支音管起算，奇数者称为“律”，偶数者称为“吕”，合称“律吕”。后衍义为准则、标准。《礼记。月令》有“律中黄钟之宫”语，唐代经学鸿儒孔颖达疏：“黄钟宫最长，为声调之始，十二宫之主。”

　　黄钟是标准音，称宫音，又谓君调。前述《资治通鉴》“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正声”，可知上古时的黄钟律音为九寸管制器所发。《史记。律书》：“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大吕长七寸五分三。”《新唐书。礼乐志》载，昭宗（李晔）即位，有司不知乐县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孙按照周代乐法算出黄钟九寸五分。

　　以上两点可以得出，黄钟与大吕系根据管制发声器定调而铸就的大钟，为金属打击乐器。反过来，黄钟与大吕又分别是一律一吕之音调，为律吕。

　　二、黄钟与大吕能否连用。

　　1、黄钟与大吕相辅成。古代十二律所以分阴阳，即为相配而和以成乐。《旧唐书。音乐志》载：“凡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奏姑洗，歌南吕；奏蕤宾，歌林钟；奏夷则，歌中吕；奏亡射，歌夹钟。”由此而成黄钟大吕、太簇应钟、姑洗南吕、蕤宾林钟、夷则中吕、亡射夹钟六律吕之和。

　　“黄钟大吕”于先秦即入典籍。《列子。杨朱》有“黄钟大吕不可从烦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语。《史记。乐书》有“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南宋《陆象山语录》（即陆九渊，与朱熹并称为“朱陆”的理学大家）有“先生之文如黄钟大吕”句。再如现代《汉语大词典》、《成语大辞典》等辞书均有“黄钟大吕”词条。先秦以降，“黄钟大吕”无论是文献典籍还是民间口语，两三千年间传颂浩繁。其流行于世，可谓耳熟能详。

　　2、黄钟与大吕作为律吕，独立地看，可以把它视为两个调门儿。但二者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水火不容。黄钟与大吕连用不仅非齐如山先生所言“不易解”，而且至正至大，堪当音乐之领袖。齐先生或只究其“调门”一面，恰恰丢掉或者说忽视了中国礼乐文化的核心义理，即黄钟大吕实为阴阳和谐之典范。

　　三、黄钟大吕的礼乐义理。

　　1、乐为教化所做。中国古代把《乐》尊为“经”，即在于它极高的义理思想价值。古人分阴阳，分律吕，分黄钟大吕，其内在义理即礼乐文化的核心价值——致中和。先秦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按文本字义可以说所述各有偏重。正如《庄子。天下》所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但历代经学家凡言“六经”（或《五经》），无不着眼立足于“六经”的儒家思想精神，进而形成了中国的形上学系统。汉史家司马迁把《易》尊为群经之首，就在于其“一阴一阳之谓道”及“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高妙学问。阴阳和谐是中国古代先哲对宇宙万物的终极认知。

　　司马迁讲：“圣人之所以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着其教焉。”，“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黄钟与大吕不仅能和，且所成之乐堪为阴阳两极之完美和谐。《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唐代诗文大家张说《大唐祀封禅颂》：“撞黄钟，歌大吕，开阊阖，与天语。”黄钟大吕一阳一阴，为古代音乐形态。只有祭“神”、“天”等盛大庄严之国祀，才配享黄钟大吕。此之谓“大乐与天地同和”。

　　2、古人把世间声响分为声、音、乐三个等级。《礼记。乐记》讲，世间物动而形成声，感知情动于人心并加以修饰则称之为音，歌奏以音再配以舞则为乐。古人之于音乐绝非限于娱乐，甚至完全不是娱乐。音乐关乎天下治世之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再论：“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黄钟大吕的礼乐文化内涵决定了它的品质等级。缘于此，后世遂把恢宏雅正的诗文歌乐喻为或冠予黄钟大吕。如此看，若仅把黄钟与大吕视为不可调和的两个调门儿，不知或无视其背后的和谐之美及其学理渊源，至多算是知音而不知乐的“众庶”。余叔岩先生能言程长庚所唱是黄钟大吕正气之音，大概可算知乐之君子。如果连知乐的君子都够不上，遑论礼乐皆得之有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