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审美心理中“先入为主”的习惯，以及以往意识形态的“规训”、教科书的导向，多年来读《水浒》的普通读者在解读这部名着时常常陷入三个误区：第一，以为一百单八将都是见义勇为、劫富济贫的“好汉”；第二，以为“好汉”上梁山都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第三，认为宋江的受招安不及方腊的自己做皇帝。当然，近年已有一些读原着较细、肯独立思考的读者提出过不同看法。在此，小可将这几个问题集合一起，一并具体剖析，究其所以。

　　1.“好汉”是不是都见义勇为、劫富济贫？

　　要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要论“见义勇为”，鲁达鲁智深没问题，九纹龙史进亦可：鲁达救的金氏爷俩不似当今朝鲜之金氏，他们是纯粹弱者，且与己素不相识，自己也不曾对之有任何企图；智深救林冲时，林冲也已不是禁军教头，而是被迫害的囚犯；史进救被贺太守迫害的画匠王义，情况与鲁达救金氏类似，大概是受鲁达先进事迹感召的结果。铁叫子乐和及母大虫顾大嫂救的虽说是亲戚，考虑到解珍解宝都是被冤无辜，他们能不计自家利害得失出手相助，也算仗义。

　　石秀帮杨雄，是书中第一次当场被人称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石秀帮杨雄与武松助施恩有些类似，都是在“黑吃黑”时帮助其中一方。其中，“石帮杨”的正义性可能要多些：在肢解潘巧云之前，书中并未写杨雄有何劣迹，街痞张保说杨雄所得花红是“诈得百姓许多钱物”属故意诬赖，因为前面明写老杨所得“花红”是众相识贺喜赠送。但杨雄并非弱者，只是当时在街头暂时寡不敌众。张保等人寻衅，是因不服他一个外乡人何以竟有人惧怕他。至于武松帮施恩打蒋门神，勇则勇矣，“义”却只属个人义气，而与“正义”无关了。

　　宋江、柴进、晁盖等人“仗义疏财”所“仗”之“义”，虽不排除有一定同情心成分在内，但更多是带有个人目的的江湖义气。

　　而梁山“好汉”中，也不乏纯粹的地痞流氓或缺乏道德良知的小人。最典型的例子是揭阳岭李俊和李立、揭阳镇穆弘和穆春、浔阳江张横和张顺，他们被称为当地的“三霸”。这“三霸”名称可不是“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污蔑”，是他们自己承认并对宋江津津乐道的！穆春对待在他们镇上打把式卖膏药的薛永的态度，与我们看惯的武侠影片开头“恶少寻衅欺英雄”情节如出一辙，而穆春在这里不是“英雄”而是那“恶少”：只因薛永来镇上卖药不曾到他们那里拜码头，他就“分付了镇上的人，分文不要与他赏钱”；过路的宋江不知深浅送给薛永银两，他就“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许着这厮们吃酒安歇”；薛永反抗打了他，他又“叫了赌房里一伙人，赶将去客店里”，将薛“尽气力打了一顿”，还准备将其扔进江里杀害。这事连他老爹都看不过去，认为有损阴德。小说最末一回交代幸存各位首领的下落时，说“穆春自回揭阳镇乡中，复为良民”，小可读到此处不觉失笑：他原来就不是“良民”，这里作者莫不是说他回乡接着去做恶霸了？

　　另外，周通、王矮虎的强抢民女与牛头山冒宋江名到荆门镇抢刘太公女儿的王江、董海毫无二致。张青、孙二娘是卖人肉包子赚钱、失去人性的魔王。而双枪将董平呢，只因追求程太守女儿，程太守先是不答应、后是答应得不痛快、不明确，他就在被俘投降后，又赚开东平府城门，“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夺了这女儿”（真不知日后他们夫妻如何相处！）。

　　那些政府公务人员的，例如戴宗、蔡福和蔡庆兄弟等，在职时与其他官吏一样敲诈勒索囚犯，吃了原告吃被告；关胜、呼延灼、徐宁、张清被梁山俘虏后也是一劝就降。要知道，他们可不是慕宋公明之名而来！

　　“好汉”们杀富也杀贫。青州城外，宋江、吴用为赚得秦明，“把许多好百姓杀了，又把许多房屋烧了”。攻下大名府后，“好汉”泄愤屠城，使得以杀人为业的刽子手蔡福亦觉不忍，可“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

　　他们偶尔在自己捞足之后，也顺便给百姓散点财，但大部分金银珠宝还是大车装小车载运上梁山了。也难怪。否则，他们每日那大碗酒、大块肉的高消费如何支撑？

　　2.“好汉”都是被“逼上梁山”么？

　　事实上，整部《水浒》中，真正被朝廷或贪官、恶霸“逼上梁山”的并不多。若严格而论，大概只有林冲和解珍、解宝兄弟。武松的上山也可说是官府所逼：假如阳谷县替他伸张正义，他本也不想自己动手杀人。

　　其他“好汉”上山的原因各不相同。大致分以下几类：

　　1）因见财起意而落草为寇。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白胜虽说取的是“不义之财”，但他们劫道并不是因为没这笔财就活不下去，他们“取材”是为自己过得更快活。矮脚虎王英则纯粹是因品质恶劣：小说写他“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他们的“起义”应该称为“起意”。

　　2）为报私仇杀人而落草。这类中较典型的有花荣、雷横、李逵、石秀、杨雄、欧鹏等。

　　3）被晁盖、宋江、吴用“逼上梁山”或“赚上梁山”。杨志本想好好做公务员，一直升迁上去，无奈遭到晁盖、吴用等人暗算。卢俊义、秦明、朱仝等更是被宋江、吴用不择手段“逼上梁山”。关胜、呼延灼、索超、黄信本来军官做得好好的，被俘后不得已而落草，呼延灼落草后还像加入传销组织一样又骗关胜入伙。宋江等人邀他们加入团伙，从他们本人利益来说其实并无好处：如果说宋江等通过“杀人放火受招安”方式达到升官目的是自愿，那么这些军官本来就是官，若不是宋江，他们何必瞎折腾？

　　4）本来就是黑道出身，上梁山只是“加入组织”或换家“大单位”。前述揭阳岭、揭阳镇及浔阳江上的犯罪团伙即是如此。

　　5）被亲戚朋友牵连。这又分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况：鲁智深、顾大嫂、乐和等是出于义愤，宋江是出于“义气”，他们属于主动；病尉迟孙立被兄弟、弟媳强迫，金枪手徐宁被表弟汤隆诱骗，他俩于被动。

　　徐宁与扑天雕李应上山有其偶然性，而且说来有些好笑：徐宁上山与其不舍财有关——就为那套盔甲被盗，自己才一步步上套。而李应的上山，追根溯源竟是因为一只鸡——如果没有时迁偷鸡，就不会有那场纠纷，也不会有后来的“三打祝家庄”；从李应本人主观说，则是因自己好面子：他以为凭自己面子，写封信、递个条子，祝家庄就会放人，不料祝家兄弟没把他当回事。这是老李不能忍的。宋江等人就瞅准这个缝隙，设计把他拉进来了。

　　3. 宋江受招安不及方腊做皇帝？

　　1975年“评《水浒》”运动时，宋江的受招安是使其成为“反面人物”、使《水浒》成为“反面教材”的主要原因。因而，梁山上一度反对招安的李逵、武松、鲁智深、吴用和三阮就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当时的评论者也未区分：吴用其实不是不支持受招安，他只是不同意轻易接受招安，想通过多给朝廷制造麻烦来提高身价。李逵、鲁智深是真心不愿做官的。武松上二龙山前本来被宋江说动（他本人当年是很享受当国家公务员的），但由于受智深等影响，后来也有些不想做官了。

　　宋江的造反被批评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时的批判文章总喜引用李逵“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之“豪言壮语”，认为这是小李最富“革命性”的表现。但大家不曾细想：李逵其实也绝不反对皇权制度，他只是想拥戴晁盖特别是宋江做皇帝。

　　与宋江不同，方腊不接受招安，坚持自己做皇帝，于是那时就成了正面英雄。小说第一百一十回交代：方腊本是樵夫出身，只因有一次去溪边小便，在水中照见自己头戴皇冠身穿龙袍，就产生了要做皇帝的冲动。小可估计那是他早有此念，这时产生了幻觉。俗语所谓“撒泡尿照照”，看来真有其事，一照竟然照出个皇帝来！

　　有的史学工作者专门写研究论着，考证方腊建立的政权体制不同于封建皇权制度，是一种独特的“农民政权”。但不可否认，方腊做了皇帝也是三宫六院，他追求的是个人“人上人”的享受。未见他改善民生的记载，相反，他引起江南连年战乱，使百姓涂炭。那么，这样的“彻底造反”，对普通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造反者揭竿而起时能一呼百应，说明当时确实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怨沸腾，对普通百姓来说，造反有其合理性，值得同情。但造反的领袖往往不是老实百姓，而是个人野心家。方腊和其前其后的黄巢、洪秀全等即属此类。

　　当代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先生就不赞同“农民政权”之说。他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头两卷时，虽然迫于特定形势以及出于个人分卷构思的侧重，将李自成写得比较高大，但他坚持认为李自成建立的会是一个封建政权。李自成即使当稳皇上也会重复以往的历史周期律。所以，小说后三卷中的李自成及其势力就逐渐显示出其与普通百姓利益的游离，直至对立。

　　如此说来，在下以为，方腊的自己做皇帝并不高于宋江的受招安。央视98年版的《水浒传》电视剧对此事的处理比较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