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朝历代的起义军不同。在宋朝，盗贼更像是一种职业，而起义军普遍缺乏进取心。

　　这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在地域上与辽、金、西夏等国并列，并不断受到周边国家的侵略和骚扰。在内政上推崇儒家思想，奉行以德治天下。宋家天子，大多文采风流，而尤以宋徽宗为其中翘楚，书画更是卓尔成家。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连盗贼们似乎也变得斯文起来。不知道，这是受了老子“盗亦有道”的深刻影响，还是受了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所有起义队伍无论动静多么浩大，最终无一不是偃旗息鼓，或受招安，或当顺民。

　　按说，宋朝的起义军应是不少，但没有一支义军能像以前或是以后的义军那样，开天辟地，开创未来。大多数情况下，各路义军好像都是以盗寇的面目出现的，既师出无名，也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或许，他们只是把这种行为当做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而不是远大的理想。

　　方腊似乎不错，还在江南做起了皇帝。但这个皇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气魄，自始至终都占据在具有地利优势的老巢中，坐享安乐，再无扩大战果的想法。所属大军除了看家护院之外，从来没有向北挪动过半步。或许此人在想，不要把朝廷惹急了，在自己掌控的小天地里快活一天算一天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日子虽说舒服自在，但终究不能长久，等朝廷大军一到，也就土崩瓦解了。

　　宋江与此略有区别，虽数次打败朝廷，却从来都没想着要趁势夺取天下（在潜意识里，有时还比不上李逵），而只是把打败官军作为将来谈判的资本和砝码。于是，一面杀气腾腾地攻城略地，又一面矮下身子乞求招安，上赶着要投靠朝廷，效忠皇帝。这种心态和思路决定了，宋江及其团队的发展始终都是有限的。

　　对此，很多人都不甚理解，骂他是投降派，是出卖兄弟的殉葬者。实际上，这不能完全归罪于宋头领的卑躬屈膝、厚颜无耻。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如果不接受招安，宋江及其团队也找不到一条光明的道路。揭竿而起，啸聚山林，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宋江不做头领的时候，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一旦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想法自然就不一样了。最让宋江内心不安的，当然就是历史和社会的口诛笔伐了，这也是宋江最不能接受的。

　　这是因为宋朝，儒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忠君报国的思想观念经过宋家王朝的不断拔高，已在老百姓的心中根深蒂固，什么“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之类的，都成为那个时代的烙印和追求。这种观念，很自然的影响了整个时代。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宋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单看在梁山水寨前竖起的那面大旗，就足以看出宋江对大宋朝廷的死心塌地。先是要“替天行道”，后来又把办公场所改为“忠义堂”，言意之下就是，无论现在如何，最终还是要效忠朝廷的。想法当然是不错，既能摆脱树大招风的拖累，也能为弟兄们找个好的归宿，可以说两全其美。问题是皇帝老儿不这么想，也不会买你的帐。你还“替天行道”，老赵家的天还用你姓宋的替吗？不说别的，就看宋徽宗在“睿思殿”中屏风后面御书的四大寇首姓名，就足以见得宋徽宗对盗贼的痛恨与忧虑。

　　与方腊、宋江相比，田虎、王庆动静要小一些，山头也不大，还不会让宋徽宗过于担心。倒是宋江和方腊，将一个开封府夹在中间，让宋徽宗很不好受。但尽管如此，这四大贼首却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让宋家王朝动摇根基。或许还是那个原因，一方面来自传统思想的束缚，没人去考虑应不应该推翻这个政权，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头领们根本就胸无大志。按说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都是义军，应该有个统一战线。

　　但事实却是，平日里这四路义军并不怎么联系，不能说水火不相容，至少也算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如此看来，原因就只能是，这四股力量从来就没有过推翻北宋王朝的念头，有的只是安于现状，贪图享受，甚至是率性而为。故而，宋徽宗虽然也常为四大贼首头疼，但终究是无关大碍，你继续当你的盗贼，我还搞我的书画艺术。

　　这种局面，贯穿了整个宋家王朝的始终。即便如后来的王小波、王善、钟相、杨幺等人的起义也是这样，除了打家劫舍，为患一方，并不见有多少义举。朝廷看着心烦，老百姓也不怎么认可。往往大军一到，也就做鸟兽散了。

　　倒是后来，周边崛起。大金国不断进犯，才让宋家王朝从此没有了喘息的机会。

　　靖康惊变，宋室南迁。飘摇不定的南宋王朝最终被蒙古铁蹄卷入了历史的滚滚烟云之中。就在宋朝顶礼膜拜孔圣人的大体制下，那个不懂书画的成吉思汗，已在北方成就了不世伟业。人家或许不知道孔先生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盗亦有道。但人家懂得，真刀真枪抢来地盘才是真的。

　　没有了负累，行动起来也就无所顾忌了。终于，蒙古铁蹄横扫天下，宋亡元兴。（东湖少主最早写于2012年5月26日，后收录于《来自梁山菊花会上的阴谋》一书中。本文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