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鹗续书里贾宝玉的结局，大体符合曹雪芹的原意，说他是跟着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走了。于是人们就说贾宝玉是出家当和尚了，甚至说是“遁入空门”、皈依佛教了，这是很大的误会。其实，贾宝玉是成了浪游精神病人。

　　按照曹雪芹在本书开头的隐喻，是这两个和尚道士把一块石头带到人间去经历了一周，然后又带回原地。那么这地方是佛地吗？是道场吗？都不是。这里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这石头是无才补天的遗弃之物，这和尚叫“茫茫大士”、那道人叫“渺渺道人”。宝玉跟他们走时，他们唱道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也就是说，这是作者隐喻的虚无精神幻境，这幻境是既丧失了“补天”的现实理想，又不属于正宗的佛道宗教信仰。所以说，即便是按照曹雪芹的隐喻，贾宝玉的结局也并非真正当了和尚，而是回归到精神空虚渺茫之地。

　　小说里又说贾宝玉是“太虚幻境”里“神瑛侍者”下凡，而这“太虚幻境”也绝非什么极乐世界和道家仙境，只不过是曹雪芹的幻想的“情爱天国”，所谓“神瑛侍者”也就是一“情种”而已。这跟佛道宗教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本来小说原稿拟名《情僧录》，脂砚斋批语中也有“悬崖撒手”“弃而为僧”的说法，但所谓“情僧”，或者说贾宝玉的因情出家，这只不过是一种对佛教的戏说。说白了，“情僧”也就是一个疯和尚。

　　再说，小说描写在现世中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原本就是两个佯装和尚道人的精神病浪游者。他们的形象癞头跣足、疯疯癫癫，曾在《红楼梦》第一回、十二回、二十五回等处出现。他们一路所作所为于宗教信仰毫无关系，而他们所唱的“好了歌”更是和佛道教义大相庭径。那只不过是貌似因果报以的宿命论和虚无主义，也就是俗话说的“人世如梦一场空”。而甄士隐正是听了他们的宣言，把人生彻底看透了，立刻精神空虚，六神无主，疯疯癫癫跟着他们跑了，也成了精神病浪游者。脂砚斋批语把这一情节称之为“小荣枯” 也就是说它是全部《红楼梦》描写的贾家大荣枯的一个缩影。甄士隐的疯癫就是对后采贾宝玉结局的一种暗示。甄士隐的结局就是贾宝玉的结局，这是曹雪芹在小说开头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

　　而且我认为，贾宝玉最后不是真的去当和尚，而是成了浪游的精神病人，这样的结局才是符合曹雪芹的创作思想状况的。

　　《红楼梦》诞生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此期间佛教文化也已穿越了它的成熟期。佛教文化与汉文化长期交融、渗透，无疑开拓了中国文人的创作思维，使一些文学作品常常笼罩着佛教思想的迷雾，《红楼梦》也是这样。曹雪芹于半生潦倒之际，痛彻自己家族的破败和爱情伤感，诉诸笔墨，并想借此表达自己对世态炎凉的看法和人生感悟。主导整个社会的封建理想和核心价值观在他心目中都崩塌破灭了，他在小说中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但与此同时，漂浮于意识形态上层的佛道宗教精神也并没有成为他的思想信仰。曹雪芹在小说中借用一些佛道思想，只不过是为了给他的小说蒙上一层虚幻神秘的色彩，并非作为思想精神归宿。

　　曹雪芹在小说中描写了不少当时流行于社会的种种世俗佛道行为，比如什么铁槛寺、张道士等等，但这都是正规的宗教不搭界的。相反我们看到，作者对世间害人的寺庙以及僧尼是深恶痛绝的。比如说，小尼姑智能说馒头庵是“牢坑”，信佛的王夫人说水月庵的智通、地藏庵的圆信是“拐子”，而那僧道二人竟然说“爬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去作活使唤”。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更是杀人放火的凶手。贾宝玉本人，也是一直“毁僧谤道”，不信佛教的。既然如此，曹雪芹怎么可能把当和尚作为贾宝玉的最后结局呢？

　　曹雪芹在小说中也提到所谓“色空”论，但这和佛教的“色空”论不是一回事。佛教的“色空”论除了讲现世的虚无之外，是有一个精神的天国作为最终归宿的，而曹雪芹的“色空”论却是现世和精神全是一片虚无，“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说，曹雪芹的思想实际上是既丧失了现世社会理想，又没有任何精神的归宿和主宰，处于一片空虚迷茫傍徨抑郁状态。他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病浪游人，他也只能给贾宝玉以这样的结局。

　　应该说，贾宝玉成了浪游精神病人，这也是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状况。中国传统文化人很少真正信仰佛道宗教的，他们有的只是把佛道当做一种哲理来把玩和炫耀，有的只是当做摆脱现实苦恼的逃避之处，并没有当作精神和灵魂安顿之地。因而当他们对社会传统的核心价值产生怀疑和破灭的时候，就会精神出问题，处于浪游状态。

　　贾宝玉最终成了浪游精神病人，这样的结局正好说明《红楼梦》真正是一部很现实的小说，所以王国维说它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