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2期里，我说了“平儿行权”这个桥段（《红楼梦》第61回）。实际上，从全书来看，整个贾府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在第55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里已然开始总爆发。

　　这一点，王熙凤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才极力支持“探春改革”和“宝钗协理”。而平儿后来可以独立行权，大玩“群众牌”，也正是因为探春改革的失败以及宝钗“群众路线”的破产。

　　“群众真的变心了吗？未必！”

　　这是长沙县开慧镇党委书记冯赛军、金井镇党委书记陈卫球等基层党员干部共同的口头禅，也是他们信心的源泉。我想，在平儿行权之时，宝钗或许为此懊恼过，只是她没有底气说出“未必”两个字罢了。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群众路线应该怎么走？薛宝钗的“群众路线”为何会失败？党员干部该如何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本文将围绕宝钗的“群众观”及其实践，从权术的角度做个分析，看看可否找到其中的玄机。

　　两位少女的理论之争

　　一个人手里有了权力，其行使权力的种种，皆可称之为权术。这就使得权术有了正面与反面的意义界定。在小说第56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里，探春与宝钗关于“义利观”的争辩，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探春改革的思路，不同于王熙凤的拆补之法。探春的一个中心，即利字当头，所有的事儿都要给GDP让道，以克服贾府的经济危机；探春的两个基本点，即“节流”与“开源”。一方面通过减免重复性开支，如姑娘们的脂粉钱、贾环贾兰等人学里的公费等，来实现节流。一方面通过竞标，把大观园里的各项事务分包给懂得打理的老妈子，为贾府经济开源，寻找新的增长点。

　　宝钗并不反对探春的两个基本点，她所反对的恰恰是“唯利”这个中心，尖锐地批评道：“你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当探春引用《姬子》里的那句“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作为理论依据时，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既可用，便值钱。”“此刻于小事上……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这种争辩，说起来并不新鲜。早在春秋时期，法家就主张“贵利轻义”，儒家相反，主张“重义轻利”，墨家折中，主张义利合一。

　　显然，探春的思想倾向于法家；而宝钗则吸纳了儒墨两家的思想。“拿学问提着”，乃是重义，但宝钗并不轻利，支持开源节流的经济增长模式，乃是遵循管子的理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做到了义利合一。

　　这恐怕就是宝钗“群众观”的要旨了。体现在权术领域，无非就是如何解决民生与民心的问题。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为何要改革，改革是为了谁，经济搞上去了，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等等。另一方面则需要对群众提出要求，特别是规则方面的要求，以完成对群众的思想控制与统一。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宝钗遵循的正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原则，其宗旨还是出于如何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宝钗的可贵实践

　　如今的学界普遍认为，宝钗是个冷酷无情、老于世故的少女，窃以为不值一驳。我比较赞同刘心武先生以“冷香丸”寓宝钗，外冷内热、酷而留香。

　　没错，宝钗是经常去王夫人的房间，可这并不代表她走了上层路线。其一，王夫人是她姨妈，关系亲密点，不算什么。其二，每次去见王夫人，都是有事，如金钏儿自杀，她是去安慰姨妈，小说55回里，她去见王夫人，则是接受特殊任命。更多的时候，薛宝钗是秉承群众路线的。

　　为了争取“民心”，她写了《螃蟹咏》：“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未涤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对贾雨村之流极尽讥讽之能事。为了争取“民心”，她选择了“稳重和平”的处事方式，正如脂评所说：“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末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为了争取“民心”，她几乎团结了所有人，就连最底层的小丫头们，也多爱和她亲近。在“宝钗小惠全大体”这个桥段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出宝钗对“群众观”的实践。以下的权术剖析，很有现实意义。

　　首先是简政，让特权者靠边站。如探春提出“年底归帐到里头”，宝钗笑道：“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账。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份的，他就揽一宗事去。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这个反对意见，打消了老妈子们对于被新账房盘剥的顾虑。

　　其次是公平，减少贫富差距。她要求那些承包到事儿的老妈子们到了年底“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没有承包的）妈妈们”。理由是，“他们……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

　　第三是加强管理，为民分忧。她对老妈妈们说：“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偷懒总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事实上，宝钗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晚上带人各处巡查，反映出她对社会大环境的重视。

　　作者用“全大体“三字来赞誉宝钗，绝对是中肯的。宝钗的实践，不仅兼顾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同时也为承包者的经营提供了新的发展保证，的确是一个“惠而不费”得“民心”的高招。如书中写道：“众婆子……各各欢喜异常，都齐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又无故得分钱，也都喜欢起来。”欢声鼎沸说：“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样疼顾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宝钗为何会失败？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理清权术中的两大前提的关系，即“权属”与“信立”，也可理解为现代群众路线中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关系。前者叫“名不正而言不顺”，没有合法的政治权属，就无法“谋其政”；后者叫“无信不立”，没有合法的权属，自然就无法通过组织程序，确立信誉和威望，最终只能失信于民。宝钗失败的根由，大概就是如此。

　　我们知道，“三人团”的核心人物是探春。如果把贾氏宗族比喻为执政党的话，那么，探春就是党代表，就是书记兼市长的一把手。论年龄、资历、民意，李纨均超过了探春，但办事能力不如探春，只能做个摆设。宝钗就不同了，她是外来户，贾府高层里头有不少人支持她成为未来的“宝二奶奶”，但毕竟尚未成真，所以只能以“预备党员”的身份进入常委班子。

　　从王夫人所托的言语来看，我们也能瞧出其中宝钗的尴尬：“好孩子，你还是个妥当人，你兄弟姊妹们又小，我又没工夫，你替我辛苦两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诉我，别等老太太问出来，我没话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说。他们不听，你来回我。别弄出大事来才好。”这就叫有职无权，给了说的权力（还是临时的），却没给具体做的权力。所以，宝钗答应得很无奈。

　　也正是因为宝钗的上述短板，让她在“信立”上的底气严重不足。她曾对老妈子们说：“我本也不该管这事。就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原是个闲人，就是街坊邻居，也要帮个忙儿，何况是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输，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

　　就权术而言，在改革初期，宝钗无疑是成功的，其群众路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正如李纨所说：“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群众的心似乎再不会变了。但是，由于“权属”的不正，宝钗无法做到独立推行义利合一的改革，只能依附于探春；由于不能立信立威，无法预测改革最终的成败，只能把自己参与管理说成是身不由己、万般无奈，只能选择柔性管理法，尽可能淡化过程中的矛盾，博取被管理者的同情。

　　到了小说第59回，这种义利不能合一的恶果便显现出来了，先是春燕母亲与芳官之间的冲突，然后是春燕母女之间的冲突，其后又发生茯苓霜事件，说到底，这些矛盾都是义与利的冲突。至此，“三人团”遇到空前的麻烦，手足无措，“民心”尽失，让俏平儿捡了现成的瓜落。

　　也就是说，宝钗的暂时成功只是权术里的理性偶然，她的群众路线的失败，却是权术中的必然，因为她无论如何的相信群众，都缺乏实践的基础，最终也就无法回到群众中去、回到实践中去，也就无法依靠群众的力量。

　　“群众真的变心了吗？未必！”

　　说这话的底气，宝钗是没有的，而当下的党员领导干部却是不缺的，因为你是执政党，你有合法权属，你可以立信。只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的政治路线，以正确的权术观，在义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兼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那么，群众是永远不会变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