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晴雯的审美接受随着时代意识形态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最本质的审美内涵是曹雪芹赋予晴雯以诗意哲思，最能体现“正邪二气所赋之人” 的精神气韵。晴雯的嫂子在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版本中的变迁富有深刻的美学意义。

　　晴雯在又副册里排在第一位，又在前八十回中已经有了结果，对她的分析评论文章，可能是贾府丫头中最多的一个。从清朝到20世纪末，虽然也偶有异议，但总的来说，晴雯一直享受着被赞美被歌颂被顶礼的最优舆论待遇。

　　清朝佚名氏《读红楼梦随笔》中说：“晴雯心术品谊际遇成败与袭人相反而与黛玉略同。袭人则与宝钗同，故宝钗与黛玉亦相反。晴雯忠于事主，为怡红不叛不贰之臣。……晴雯为怡红院第一出色之人，又为宝玉所眷爱，且久陪寝外床，卒至玉不玷暇，璧能完赵，求之闺阁，盖亦鲜焉。”

　　另一个叫陈其泰的在《桐花阁评红楼梦辑录》中则赞叹：“晴雯一味任性，不计利害，确是直性人。绝无人欲之私，不比熟于世故者有意做作，瞻前顾后也。”

　　80年代以前大陆最权威的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则这样评论：“晴雯是这些丫鬟中一个最光辉的形象。在她身上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地位卑贱的妇女们的优秀品质。……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少女，除了突出她敢于嬉笑怒骂的坚强反抗性格外，在‘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等章节中，作者又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直率、热情和勇于助人的品质，从而使整个形象，闪耀着诗意的光辉！ ”

　　何其芳《论红楼梦》[1]中表白：“读者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当我们还是少年的时候，和我们的同学或者朋友一起读完了这部书，我们争论着它里面的人物我们最喜欢谁，最后终于一致了，我们最喜欢的不是探春，不是史湘云，甚至也不是林黛玉，而是晴雯。我想我们少年时候的选择和偏爱是有道理的，”

　　80年代到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社会逐渐占据主流，娱乐化商品化多元化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郁，对晴雯的评论出现了喧哗的众声。

　　赵国栋说：“坦率地说，在为人处世上，晴雯是有着严重缺陷的。最大的缺陷就是，她没有弄清‘我是谁’。” （《红楼梦之谜》[2]）

　　汪文科说晴雯“想当宝二爷姨娘”（《不必为贤者讳》[3]）。刘上生则认为“宝晴之情是有别于宝黛之爱的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主奴之间的知己之情”（《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4]）。

　　 王蒙别有高见：“大奴才管小奴才，高层奴才管低层奴才，果然厉害。晴雯的嫉恶如仇比宝玉厉害多了，她的霸气，她的出手，她的暴力倾向，她的仗势欺人、自作主张，一点也不比凤姐含糊。她如果作了主子会是什么样呢？我不敢想，我不愿意想象一个美丽的单纯的直爽的聪慧的少女有朝一日会变成魔头、泼妇、刽子手。还有一个最最让人莫敢正视的可能性——如果同样变成了主子或半主子，袭人对待下层奴才很可能比晴雯还好一点。”（《不奴隶，毋宁死？》[5]）

　　冰川（可能是笔名）则说晴雯是“特立独行的‘作女’”，说“晴雯是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小资，是个特别能‘作’，特别能战斗的女人”，“有了不快她就喊”。（《红楼女儿的现代生活》[6]）

　　瞧，对晴雯，该说的话好像已经被说尽了。我们还有什么新颖话头可以饶舌呢？

　　首先，对“接受美学”的意义，是不是有深刻的感受呢？同样一部《红楼梦》，同样一个晴雯，不同的读者，会有大相径庭的理解和感受。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变，但读者在变，而读者的变，其实是时代在变，是文化心理的氛围和背景在变。

　　在传统文化氛围下，“忠义”、“刚直”、“光明磊落”、“感情专一”等是全社会推崇的价值观。晴雯行事直来直去，表里如一，不搞小动作，不耍小心眼，对宝玉忠诚，需要时不惜自我牺牲（如“病补雀金裘”），但又对宝玉保持人格平等，不受窝囊气，也没有男女私情，这样一个晴雯形象，与公认的崇高价值观“若合符契”，不仅传统社会，包括革命年代，都认为是“正面”的，理应褒扬宣传作为表率的。应该说，曹雪芹也基本认同这些价值观（虽然也对多元价值观宽容）。晴雯被排在又副册第一，受到长时期的赞美歌颂，就是这种历史意识形态的反映。

　　到了商品化占主流，消解主义多元文化盛行的现代后现代，实用主义，相对主义，犬儒主义等各种思潮汹涌澎湃此起彼伏，颠覆传统价值观成为时尚，反映到对晴雯的评论上，就是上举“没弄清‘我是谁’”、“作女”一类酷解酷评。

　　想起一句老生常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想起三四十年前经常见诸报端的一句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但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也还是有一些不会变化太大的东西。

　　诗情诗意，诗的“意境”，永远魅力长存。你可以说诗人乃“傻角”，诗不实用，诗“不来钱”——因此“诗歌死了”，但你不能不让人们在心底里保留一份对诗的向往、迷恋，诗歌其实不会真“死”——只是变得“隐而不显”，有些边缘化，需要有心人去发现去探索。

　　我们反复强调，曹雪芹原着《红楼梦》的最大特色，是“诗化小说”。《红楼梦》倾情描写的“主角”和“准主角”，是“正邪二气两赋之人”。金陵十二钗，无论正册，副册，又副册，都是正邪两赋之人，也就是第二回贾雨村所谓“三类人”：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亦必为奇优名倡。

　　贾雨村这段“正邪论”，其实是曹雪芹巧妙设计的《红楼梦》的“人物写作纲领”。

　　把握住这个“纲领”，对晴雯以及我们还将讨论的“小人物”们，你才能以心会心，才能对曹雪芹创作这些人物的初衷深衷有“理解的同情”。

　　不厌其烦再说一次，曹雪芹是写“意境人物”，我们理解他笔下的角色，重要的是赏会其意境。对晴雯，同样如此。

　　晴雯，属于“偶生于薄祚寒门”的第三类人。小说第七十七回《俏丫嬛抱屈夭风流》中这样介绍：“这晴雯当日系赖大家用银子买的，那时晴雯才得十岁，尚未留头。因常跟赖嬷嬷进来，贾母见他生得伶俐标致，十分喜爱。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后来所以到了宝玉房里。”晴雯本是大奴才买来的小奴才，大奴才把她作为礼物送给了贾母，贾母又派她去服侍自己钟爱的孙子。

　　晴雯的悲剧命运，就是因为她虽然出身非常低贱，却是“正邪两赋之人”，她“断不能为走卒键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她在大观园里被老婆子们妒忌，被王善保家的、王夫人那些“鱼眼睛”所陷害打击，最终悲惨地死去。她的“册子”判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正是这一“命运悲剧”大宗旨的隐喻。“心比天高”者，“正邪两赋”也；“身为下贱”者，“生于薄祚寒门”也。她被排列为太虚幻境薄命司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第一名，深刻的意义正在这里。

　　读晴雯，要读诗，读哲学，而不要读散文。当然，有的读者特别感兴趣于“散文”和社会学，比如王蒙先生格外着眼于“她的霸气，她的出手，她的暴力倾向，她的仗势欺人”，也是一种角度。但如果把这些霸气的描写抹掉，晴雯的丰满丰富丰厚是不是就给挖掉了一块而瘪塌了一些？人是复杂的立体的多层次的，有诗也有散文，有诗有哲学也有社会学，这正是曹雪芹艺术天地的博大。曹雪芹写的是生鲜鲜的水淋淋的活泼泼的有绒毛也有刺的真实的生命，不是哪种观念或教条规范下的“典型”，不是红孩子也不是时装模特儿，不是装在玻璃盒子里人工造作的“完美”的芭比娃娃，用刘心武先生的话说，晴雯就是那么一个既能让人爱得颤抖又能让人气得牙痒的生命。

　　但诗是主，散文是从。不要颠倒了乾坤。

　　第五十一回有这样一个情节：袭人回了家，夜幕下的怡红院月色如水，麝月要到门外去走走，晴雯笑说：“外头有个鬼等着你呢。”宝玉说：“外头有大月亮的，我们说着话，你只管去。”而“麝月便开了后房门，揭起毡帘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顽耍。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蹑手蹑脚的下了熏笼，随后出来。宝玉笑劝道：‘罢呀，看冻着不是顽的。’晴雯只摆手，随后出去。将出房门，只见月光如水，忽然一阵微风，只觉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森然。”……

　　王蒙先生于此灵感生发，评批道：“有一种神秘感。黑夜感。宝玉、晴雯、麝月，似乎在一叶孤舟之上。这一段令人想起诺亚方舟的故事。”

　　这就是诗和哲学。能体现“正邪二气所赋之人”境界的精神气韵。

　　这一情节演变下来，晴雯患了重感冒，而贾宝玉偏偏不留心在贾母刚赏赐的雀金裘上烧了个小洞，万般无奈，晴雯在病中挣着命给宝玉补好了雀金裘，而“力尽神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