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一对说不清是爱还是恨的前世今生的冤家，文学永无完结的话题。不过，像《回鹿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这样以几近冷漠、鄙视、嘲讽的视角来书写父亲的，真还没见过。作为父亲，值得儿子为他树碑立传者，起码在儿子心目中是引以为骄傲、引以为自豪、引以为荣耀、给了他庇荫，以至因他而乘风破浪、平步青云的大树，这样的大树自然只英雄、权贵、政客、名流、富豪方称得；即便是清贫者，那也多为人穷志高、清贫廉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强者；还不曾有人像健飞这样为一个潦倒、卑下、无能、猥琐、卑微得如同路边的一棵默默地萌生、悄悄地枯萎的无名杂草般父亲写书。然而，读完全文，你才会真切地体察到作者内心的那份痛。透过父亲那些潦倒、卑下、无能、猥琐、不堪回首的人生片段，无意间你会被那质朴、直视、委婉、放松自如所散叙的种种尴尬、悲凉、悽惶的场面一次次刺痛，让你不忍回味之中体察到作者那欲哭无泪的忏悔心境，这些文字裹着作者的一腔酸楚在倾诉他无法弥补的遗恨，追悔他少不懂事追随世俗，任凭极端的自私、任性与无情加给本来就苦不堪言的父亲更多的折磨、摧残与压迫。这正是《回鹿山》令人心痛之处的所在。

　　古往今来，时代似乎永远只属于英雄、权贵、政客、名流、富豪，先人们创造的那些光芒四射的华丽词藻，什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浩然正气、顶天立地、万古千秋等等都仅是专门为他们讴歌而准备的。他们活着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贪得无厌且永不满足地任意挥霍着人们的顶礼膜拜、阿谀歌赞，身后他们的子孙仍不余遗力地为他实为自己维护光大着既得的荣耀和地位。那些人穷志短的卑微者只配把穷酸、潦倒、猥琐、无耻当外衣遮蔽惹人讨厌的龌龊。

　　其实，历史究竟是谁创造？哲人早有定论，“人民创造历史”应该是永恒真理。试想，古今中外，一场战争下来，留给历史让世人铭记礼赞的英雄有几个？千千万万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铺出胜利之路的士兵又有几个让后人知晓？前几年我在腾冲看到了那漫山遍野的远征军战士的密密的小木牌一般的碑林，无法计数，也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这还不错，为国捐躯的官兵尚有一块小小的墓碑，而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战场上牺牲的上千上万的官兵，他们的墓地又在哪里？说将军与英雄是踏着战友的血迹走上神坛不失偏颇，但千千万万战士的牺牲换来革命的胜利确是事实。

　　军人无功而返，卑贱者卑微而无法吸引别人眼球，人们送给他们更多的是冷眼。父亲侯一慈不说在别人眼中，连儿子城邦看他也仅仅是个“中等个子，偏瘦，窄额头，深眼窝，眼珠淡黄，偏灰色，赤红脸，高颧骨，右手比左手大”这么个平常男人，“然而，父亲脾气暴躁，打人时下手很重。”是个一辈子不会挣大钱、懒惰、窝囊的瘾君子，甚至连他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军战争，两次被子弹穿透身子都怀疑是“骗人的谎言”。儿子给父亲的不是敬爱、孝顺、体贴，因无法让后人堂皇而怨恨，专事捅他心窝而后快，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意借父亲的内疚给他摧残压迫。

　　第一次是小哥长山分家弃他们一老一小离去之后的夜里，雨下了一夜，父亲闷头抽了一夜烟，儿子嘤嘤哭了一夜。父亲劝他睡一会儿，要不会生病。这竟让儿子我找到了攻击父亲的机会，他第一次大声对父亲喊：“你少管我！要是你不扎针，我小哥也不会走！”父亲只能“深深地把头低下了”。

　　再一次是“小哥留下的那垛柴火一天天消瘦下去”烦躁的儿子不想砍柴劳动，父亲强挺着伤残左臂，忍着头痛，到六七里之外的响水去打回一大捆柴。儿子惭愧地想用主动为父亲做顿饭弥补自己的过失。但当他发现父亲躲在西屋往残臂注射药剂的情景，他当即火冒三丈，随手把舀水的瓢摔裂在结冰的缸面上。父亲只能一声不响地从西屋里出来躬身刷锅做饭。

　　再一次是唯一的犏牛也死了，儿子发现父亲用犏牛皮到药店去换强痛定，儿子用“人要脸树要皮”这样恶毒的语言侮辱父亲。父亲忍无可忍地对儿子说，“那你杀了我吧！”父亲抖动着残手把哨子刀递给儿子。

　　再一次是儿子与桂的初恋失败，儿子把责任全归到父亲扎针上，回到家，儿子把父亲早晨给他的十元钱，狠狠地甩到堂柜上。“那天，我和父亲都没有吃晚饭。”

　　直到儿子发现父亲受骗扎了假大烟，青肿的胳臂要被锯掉，稠黄的脓液喷了父亲一脸，他完全像个卑琐失态的乞丐时，这才刺激出了儿子的责任感。他离开家到响水草场，半个月刈了八十多道草趟，猎了两只獾、一头矮鹿。

　　其实连不那么亲近的外孙女秀文都发现，“姥爷其实是个很刚强的人。”稍加留心，不难发现父亲是一位真正的军人，是一位具备军人品格的男人。

　　两场战争没给父亲带来任何荣耀和光彩，只让他两次负伤。日本鬼子的子弹穿透他脑壳，弹头带去了他一些脑髓，他奇迹般没死，但给他留下了终生的疼痛。每每犯病他痛得只能抱着头跪趴在炕上，头顶着炕席，屁股高高地翘着，无法忍受时只好用阿司匹林和强痛定抑制，最终他成了瘾君子，失去了男人和父亲的尊严。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放弃尊严，军人生涯除了让他练得一手好枪法，而且铸就了他不屈的性格。

　　父亲第一次让儿子刮目相看的是，尽管左手伤残，但他仍能稳健地托起枪一枪打下野鸡。三哥的儿子宝林死了，三伯侯百慈不让三十岁的儿媳改嫁，父亲劝不通他，拿出哨子刀让他自己抹脖子离开这个世界，别给儿孙添苦难。孙二林偷杀了他家的黑头母羊，他不露声色地侦察之后，先是当众劝说，孙二林凭借兄弟仨没人敢欺负耍赖皮，手残的父亲出手就勒住孙二林脖子，拿哨子刀逼着他，要么赔羊，要不就死，孙二林乖乖地服罪认赔。在部队医院，为了儿子前程，他不畏高级首长，一反常态，和盘兜出了他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军战争两次负伤的真相。头痛得不到治疗，他依赖药物麻醉成瘾，在他既没钱又没药痛得生不如死时，他都没有动二哥侯千慈捎给他的那块大烟土。最后为了儿子的名誉，他竟强制自己戒掉了药瘾，这不是常人的意志和决心所能做到，连儿子都无法相信。

　　父亲到解放军战争已经当了营长，却又悄悄地回到回鹿山，一直是个迷。其实他是为二哥侯千慈尽了兄弟情份，做了一件人道的事。侯千慈到锦州战役已是国民党守军范汉杰的少将高参，在最危急的关头侯千慈派他副官来求父亲的师长张泽，给东北剿总的家眷们放一条生路，他自己绝不会离开阵地。父亲念二哥之情，请求张泽高抬贵手。张泽嘴上当场绝了父亲这个念想，但仗打起来后，父亲的营被张泽调开，当父亲部下发现东北剿总家眷突围要求出击时，父亲以没接到上级命令为借口，给那些高级将领的家眷放了生路。父亲和张泽心照不宣地做了这件事后，张泽借父亲负伤养病之际，让父亲乘机离开部队回家，这便是父亲永远不愿言说的迷。为此，我留给子孙一句家训：不要仇恨。他不让儿子当兵，只想让儿子念书，就是不想再打仗，更不想自己人之间杀戮。这是他做父亲的全部，也是他做军人的全部。

　　编辑在封底建议读者把这部作品当作虚构作品来读，我倒是以为这样失得其反，虚构作品有虚构作品自身的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非虚构作品有非虚构作品的写作规律。《回鹿山》的结构、语言、叙述方式，恰恰是纪实风格，如果硬要把它当虚构作品来读，可能反倒会显露出诸多不尽意之处。作为一部纪实体作品，无论结构、语言、叙事和人物都给人以亲切真实的感觉，读者在阅读中不知不觉被艺术之本真所感染，这也是文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