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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春:一条经贝克特通往我们的路

时间:2011-01-03 23:57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作者:李建春 点击:
在塞缪尔贝克特征服西方评论界的最初几年里有这么一件轶事:1957年11月9日,旧金山实验剧团为圣昆廷监狱的1400名囚犯上演《等待戈多》。开场之前,导演和演员们个个心惊肉跳,因为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世界上最粗鲁的观众。这座监狱已有四十多年没有演戏了,选中

  在塞缪尔·贝克特征服西方评论界的最初几年里有这么一件轶事:1957年11月9日,旧金山实验剧团为圣昆廷监狱的1400名囚犯上演《等待戈多》。开场之前,导演和演员们个个心惊肉跳,因为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世界上最粗鲁的观众。这座监狱已有四十多年没有演戏了,选中这部戏的主要原因是戏里没有女人出现。帷幕拉开了,只见台下一片火光闪闪,这是囚犯们点上烟后都把火柴往身后一丢。在最初的2分钟内,一片喧闹声,这些大力士们在不耐烦地等着姑娘们和逗乐的那套玩艺儿快点出来呢。有些人已准备离开。但是他们听了听,看了看,2分钟以后,就待下来了,5分钟以后,整个大饭厅都安静了。贝克特的著作中把老练的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观众弄得糊里糊涂的东西,竟然立即被囚犯们所掌握。这场演出之后,即使最固执的批评家也开始思考贝克特的著作与伟大的古典传统相通的普遍性,此前他们一直在嘲讽先锋派的读者和观众不过是附庸风雅。
  
  这件事发生在贝克特开始写剧本的第二年,他已经51岁了。他22岁结识乔伊斯,做过一段已失明的乔伊斯的助手,帮助整理《芬尼根守灵》的手稿。后来他回到都柏林,研究笛卡尔,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他24岁出版第一部诗集《婊子镜》。他写过研究普鲁斯特的长篇论文。评论界普遍认为贝克特是乔伊斯、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文学传人,现代主义文学正统的延续者。二战期间他参加过抵抗法西斯的游击队,直到部队被打散,他和妻子徒步到法国南部的一个村庄,在那里隐居下来写作。这一段英勇的经历与中国诗人穆旦的很相似,而且二人都未在后来的写作中提及。50岁之前,作为小说家的贝克特已写出了他的主要作品,从第一部长篇《莫菲》开始,中间经过著名的、被公认为20世纪杰作的“莫洛伊三部曲”,贝克特的小说似乎有一种越写越短的趋势。《等待戈多》是他最长的一部戏,他的剧本事实上只是重复小说的主题和同样的趋势,他最短的剧本是一部默剧,舞台上只有布景和一些动作,没有声音。尽管在他开始戏剧生涯之前以罗布-格里耶为旗手的法国“新小说派”已闹哄哄地上台了,并且把他引为同调和先驱,他的书还是卖不出去,他的名字始终只在一个有限的圈子内被提及。这位“纯洁的 ”实际上终生都在思考同一个主题:即失去信仰后人类的根本处境。根据贝克特的朋友们回忆,尽管他深居简出,实际上生活相当丰富:他沉默寡言,一丝不苟,但是善良平和;他极力保守自己的隐私,对别人的隐私却很好奇;身体健壮,喜爱运动,网球、高乐夫都是好手;作为风靡世界的剧作者、导演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贝克特不会缺钱;他成名后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名流都有交往,最后却在一家简朴的养老院中默默去世。这些生活在他的写作中很难找到蛛丝马迹。贝克特从不把“现实”带进写作,他的笔下都是一些流浪汉、残疾人,在污泥中打滚,在垃圾堆中爬,或者在荒野里失魂落魄地游荡。贝克特本人相貌清俊,广受崇拜(他可能是20世纪被拍成艺术照和画入油画最多的 ),可是他的小说和剧中人物多半行动不便,比如《被放逐的人》中的那位从小喜欢在裤裆里夹着大便走路,长大后就养成了走路别扭的习惯,经常跌跤。在他本人最满意的一部剧作《终局》中,纳格和耐尔夫妇住在垃圾桶里,像蛹一样。这些人物要么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身份不明,甚至连自己和生身父母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要么被别人从自己家里赶出来,糊里糊涂地失去了一切,没有一点自理、自立的能力,个别人尝试过自杀,大多数人连自杀的欲望都没有,衣不蔽体,远离社会,偶尔吃一点胡萝卜或野菜。他笔下的人际关系要么是变幻不定的主仆关系,比如《等待戈多》中的波卓和幸运儿,在两次出场中主仆关系是颠倒的,又如在《终局》中那位自以为坐在世界中心的哈姆和剧中唯一手脚尚能行动的克劳夫;要么是两个无聊的互相折磨、消磨时间的同伴,比如《等待戈多》中的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男主人公糊里糊涂的恋爱的对象多半是寡妇,或妓女,他们之间谈不上爱情,也没有家庭观念或责任感。《莫洛伊》中的一对父子是僵硬的虐待和被虐待的关系。根据文中暗示,这些人多半出身于体面的家庭,最后却走上了弃绝社会的道路。贝克特的小说情节很少,大部分是主人公的意识流记录,这些人物的自我意识都有某种专注的特征,一般不涉及社会环境,对自己的处境认识清醒,但是似乎缺乏分析的能力,也没有改变的欲望,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功利意识――也正因为这一点,他的主题被极大地简化和限定在人类根本的处境上,脱离了枝节性的社会关系。小说在一种自我与外物、他者的富有激情的紧张关系中展开,东拉西扯,神志不清,语言生硬有力,但是指向不明。
  
  毫无疑问,贫乏、枯竭、退化、萎缩是贝克特为人类勾勒出的一幅肖像。贝克特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说,这个世界已越来越荒诞了,比他当年写作的时候更加荒诞。的确,现实的荒诞感已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本体验之一,如果《等待戈多》在今天首演,大概很难引起像当年那样的轰动,因为我们觉得这部戏不过是在陈述一个日常的现实,尽管是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夸张的方式。今天我们读贝克特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体验,仿佛从纷繁、虚假、炫目到让人失明的信息轰炸中逃进幽僻的一角,在过于丰盛、毫无灵性的物的包围中忽然听见一声低语,那几乎是自言自语,毫无怜悯,但是与你默契,它不承诺,无爱意,却让你感到亲切。假设你被长久地关在一间单人囚室里,有一天听到有人敲墙说话:“喂!”你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难友了,他的情况似乎与你一点也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只会让你更愉快。贝克特是在“现实”睡着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他从不感到有必要提高嗓门,既不抗议也无怨言,他表现实实在在的受苦,受苦者也不认为这是别人的错误造成的。在他们的受苦中没有丝毫的英雄意识,因此也就毫无价值,滑稽可笑。贝克特只是描述一个现状,并不试图为读者指明出路,因为所有的出路都已经准备好了,问题是你能不能走。你能撇开人类现有的价值发明出新的一套吗?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些新发明的代价。贝克特的高明之处在于从不说教,因为他意识到从个人经验中感受出的东西(尽管那是新鲜有力的,像托尔斯泰、马克思和萨特)并不比人类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集体积累的东西更好,因此他只是一个“纯文学”作者,他的风格的纯洁性也在于此。如果说文学作品具有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价值那也是从其纯粹的文学性中来的,任何僭越在贝克特看来或多或少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贝克特的界限意识(这种界限意识使他成为一位风格 )来自对人类许多重要领域的广泛知识:出身于新教家庭的背教者,获得过哲学硕士学位,他本人还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参加过二战,后来又成了导演和明星人物。一个见多识广、游历广泛的卡夫卡,一个为流浪汉写作的普鲁斯特,一个不再对性抱有浪漫幻想的乔伊斯。乔伊斯在放弃信仰后把情欲看作世界的根本,作为信仰的替代。在这一点上贝克特比他的老师要高明得多。他既不信上帝,也不拜任何偶像。语言与其说是贝克特的偶像,不如说是他极力要逃避的东西,他逃避了英语,用法语写作,在更深刻意义上,他的写作风格与对语言的不信任感有关。他在高寿、漫长的晚年选择了沉默,这显然不像一个对语言有献身精神的 应有的表现。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他稍晚但同为“荒诞派”剧 的哈罗德·品特说:“贝克特是有史以来最勇敢、也最冷酷的作者,他越是使劲儿揉我的鼻子,我越是对他充满感激。”
  
  贝克特对他的时代、对我们今天的状况仍然能够有力地发言的方式是用从多中提炼出的少。正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多中,少就显得特别珍贵。因此多就是少,少就是多。有人说贝克特是极简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风格主义者,都对。正如冷抽象并不比热抽象更少激情,在结晶式写作与火焰式写作之间作比较,究竟哪一种更好,不可能得出一个结论,虽然这种比较本身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一个写作者恰恰应该留意与其本人的天性相反的倾向。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贝克特的极简和风格,或者说极简主义风格。根据我的阅读体会,所谓极简主义就是人为地简单,直捷了当,尽可能用口语的方式,不说理,不炫耀才智和想象力,极简主义者一般都不用复句,其语言的欢愉与其说在于表达的酣畅自然,不如说来自于戒律和苦行的狂喜。除贝克特外,小说家雷蒙德·卡佛、诗人罗伯特·克里利、画家蒙德里安等都是极简主义的代表。在极简派 中少见那种随着年事增长而情感、智性日渐饱满圆润的例子,往往是越写越短小,越写越抽象,因为极简也是一种抽象。极简主义与清教文化中一种限制性思维和心理倾向有关(上述例子都有清教背景)。但是抽象并非概念的抽象,而是一种艺术的抽象,作者对语言、表达的提炼不断趋向于某种理想的风格,在极简派看来,风格就是一切,风格越单纯越好,所以到最后阶段往往只有几个词、几根线条。贝克特最短的一篇小说只有121个字,蒙德里安抽象到只剩下一些方格和色块。因此极简主义也是一种风格主义,尽管风格化并不必然走向极简。
  
  贝克特在自限处显示博学,于干燥中体现丰腴,这种写作需要有高度的修养作为起点,往往隐藏着某种特殊的个性或缺陷,使作者能够清高到以有意味的沉默自娱,直到这种风格的可能性穷尽之日。由于写作者把主体与客体分离,把人物从环境中切割出来单独加以表现,语言就完全转向内在世界的风暴:
  
  什么时候是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旅行我做了什么我在哪里度过这一类喑哑的嚎叫抛弃希望的微光出发混乱的绳子绕在脖子上口袋咬在嘴里一条狗
  
  这里抛弃希望的效果它连接永恒的直线美好欲望的效果希望不要预先死去在淤泥中黑暗中不用谈别的理由了
  
  唯一要做的事半途返回严格地绕圆圈而我则走之字形地前进这是真的按照我的体质目前的撰写在我从没有去过的地方寻找着我所丢失的
  
  长篇小说《是如何》通篇都是这样的内心独白,一小段一小段地,如果把每一段看作逗号中的一句,那么我们也不妨把这篇小说当成一部长诗(贝克特的写作具有真正的诗意),小说描写“我”和一个叫皮姆的人在淤泥中生活的情况。只要读者有耐心读下去,就会发现实际上相当有趣。贝克特的人物开始于从一个“正常”的世界脱离,比如《被放逐的人》中的那个被外人从自己家里赶出来的家伙;《莫洛伊》第1章描写一个迷路的残疾人莫洛伊到处游荡,最后死于一家医院;第2章私人侦探雅克·莫朗受命调查莫洛伊,他带着儿子出发,最后莫朗本人在途中变成了一个与莫洛伊差不多的人。实际上贝克特的所有人物都是同一个永远也回不了家、最后在大海中淹死的尤利西斯的投影。这是他从乔伊斯借来并加以发展了的主题。我们说贝克特是风格主义者决不意味着他的技巧单调重复,作为语言大师,他的每一部小说、每一部戏剧的构思、手法各异,唯一不变的是简短、有力的语言和主人公各不相同的性格中内在一致的特性:一个在所有方面(信仰、家庭、爱、与他人沟通的能力等等)都已失落的现代的尤利西斯,一个失去意义的人,一个被异化的人。贝克特描写的世界,正是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一个无聊的世界,正如我们在《等待戈多》中明显感受到的,贝克特不变的主题也叫“无聊”。
  
  一个无聊的人,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用一句俗话也就是“行尸走肉”,贝克特的人物几乎个个身体僵硬,行动不便,这正是尸体的特征呵。艺术家贝克特没有兴趣渲染外部环境,而把精力集中于主体,主体的身体也就成了世界的隐喻。如果我们从电视或传闻中选出一位明星模特儿作为当代的象征,想必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吧,因为她是偶像,是我们激情的焦点。我们不妨再把这位模特儿与贝克特的尤利西斯作一番有趣的对比,如果这个对比竟冒渎了读者的感情,还请见谅(本人特别声明,这里没有任何具体的影射):
  
  1、家庭贝克特的人物失去了家,公众眼里的模特有家吗,作为一个纯粹的形象,她已经从一切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脱离;
  
  2、爱贝克特笔下的人物没有爱,我们当然乐于想象这位明星爱我们每一个人,但这能算爱吗?
  
  3、身体贝克特的人物离不开拐杖、轮椅、垃圾桶,异物已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明星呢,我们再想象一下,她的臀部和腹部被抽了脂肪,豪乳填过硅胶,脸整过容,长长的假睫毛……
  
  4、社交贝克特的人物之间要么是某种主仆关系,要么是无聊到互相折磨的一对,让我们再想象那位明星,她与代理人、男友或公众……
  
  5、活动空间贝克特的人物封闭在物的包围中,模特呢,她的活动空间真的很大吗?从旅馆包间到小汽车,再到化装间和后台,上T形台,然后……
  
  6、内心世界贝克特的人物思维混乱,胡言乱语,紧张得近于崩溃,当然,我们很少看到模特儿出书,披露内心世界,因为“那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吗,贝克特与一位模特的写作观念可是很不相同呢。
  
  为了读懂这位大师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发挥更多的想象。贝克特生于1906年4月13日,那一天正是耶稣受难日,我想很多读者都知道耶稣受难时在十字架上说过的那两句话,一句是“我渴。”另一句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耶稣的受难是上帝的神性最贫弱、最隐匿的时刻,因为这正是上帝用他独生子的受难和死亡显大能之时,他在极度痛苦中发出了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喊。贝克特的写作似乎也在回应了这声音,他描写了信仰失落后人类所受的磨难。他笔下的人性贫乏、饥渴和被舍弃感,以及他亲历的二战,都隐隐印证了这个特殊生日的奥秘。我们还可以把贝克特的全部作品理解为福音书中那个著名的浪子故事的注脚:一个离开了父家的人,成了外人的奴隶,甚至堕落到与猪争食。作为一个失去信仰的 ,贝克特笔下的这位浪子,再也回不了家,我们不妨再这样想象:其实他的父和他的家,在等着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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