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3日，五四运动的前夜。杭州西湖，一个瘦弱的身影走过苏堤，感叹“桃花艳湿，新柳如滴，风景不可遇”。这个飘忽的身影就是力倡“人格教育”（养成人格健全的公民）的经亨颐，他在浙江一师致力于革新教育，此刻，面临守旧势力的逼迫，即将离开杭州。

       从生于“衰世”先知先觉的龚自珍，到“别了，司徒雷登”黯然告别的身影，旧与新之间，西湖之畔的身影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风云。这部西湖版的中国近代史，聚焦那些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思想文艺救国等梦想的风流人物，从陈三立到徐志摩，从经亨颐到竺可桢，他们的足迹留在西子湖畔。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应笑书生不自量”的张东荪，“昌明教育平生愿”的张元济，棉纱大王穆藕初，这些杭州的过客，带出一段风雨沧桑的历史。傅国涌先生认为：“他们把一个老大民族带入了近代文明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门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他们书写的。”

       傅国涌先生的近代史人物研究，打破了主流历史叙事的教条。他观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作出这样的判断：“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了相当独立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切都笼罩在绝对的王权之下。”报馆、书局、银行、大学、新式工厂都是舶来品，这是新型知识分子生长的土壤，不同于以往的士大夫。新型知识分子何以影响近代社会？“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角色，做一块文明的基石。”

       师复出版《晦鸣录》，倡导无政府主义，反抗袁氏当国的专权，遭到通缉，移家澳门，他在勉励同志的文中说：“杀戮囚辱，固无政府主义党之乐乡。”史量才不畏强权，以百万读者抗衡百万兵，为守护“报格”而死。显然，这两位以新闻报国者先成为了人格独立的人，自己铸造成器，然后，捍卫言论自由之“道”。而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是因为入仕，一如宦海不自由，失去了人格独立和独立思考，成为国民党政治腐败的牺牲品。

       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校长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竺可桢主张通才教育、学校自治，公开提出，“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竺可桢与梅贻琦的教育观点和治校理念不谋而合，可以说，这一些主张和实践打下民国大学教育的基石。

       晚清民国是动荡不安的乱世，却是王纲解钮、思想开放的半个世纪，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和民初军阀的刺刀，乃至蒋介石的一党制下，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虽然其中也伴随着杀戮和流血。宋教仁、邵飘萍、史量才等人的血没有白流。他们是反对专制争取自由的先驱，是风雨如晦神州的不灭薪火，文明迸发出来的光辉灿烂，让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略显黯淡。沉重的肉身可以消失，可以腐烂，精神的种子，也可能遭到禁锢、封锁，但社会风气、历史环境稍有回暖，文明的种子就可以发芽。傅国涌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文明社会，“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胡适语）。

       书中集中呈现的各个领域中的报国者，他们开创了文明社会的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这种基于史实生发的史识，很有洞察力和穿透力，可谓黄铜大吕，振聋发聩，又如金玉良言，掷地有声：“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在现代文明的天秤上，中国近代转型中的救国者——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性人物，其份量要大于军阀和独裁者，晚清民初的政治斗争，和以前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历史要等到开创性人物的出现，才有了新气象。对开创性人物以及他们缔造的“传统”，书中描述“传统”的生成和人物的历史命运。1949年之后，“传统”是在怎样的历史境遇下断裂和消失的？缔造“传统”者何以成为“传奇”？风流如何被雨打风吹去？尽管书中没有直接展现，但贯穿着傅国涌先生的历史反思。

       读过此书过后，再来西湖漫步，应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感觉。依然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依然是山色空蒙雨亦奇，但青山之下、西湖烟霞洞附近有孤寂的师复墓，百年前的西湖水涌动着“浙江潮”。百年寻梦，追寻传统，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书中的笔底波澜，让我们凭吊开创现代文明传统的人物。历史不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游戏，也不是推倒文化传统的强制拆迁。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权力的争斗和朝代的更迭，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足迹留下来，是我们回望历史，反思历史的参照。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傅国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